12下午五点钟。拜伦·麦特卡夫律师摘掉领结，给自己做了杯饮料，把脚跷到桌子上。“你真的不来一杯吗？”“下次吧。”格雷厄姆说着，把粘在袖口上的苍耳草籽掸掉。他庆幸有空调开着。“我对雅各比一家并不很熟悉，”麦特卡夫说，“他们三个月前刚刚搬到这里。
我和我的妻子到他家做了几回客。爱德·雅各比在刚刚搬完家后找过我重立遗嘱，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可是你是他的财产经营者。”“是的。他的妻子在他的财产经营者的名单里列第一位，如果他的妻子去世或没有执行能力的话，然后才轮到我。
他在费城有个兄弟，但是我猜他们的关系并不亲密。”“你曾是助理特区律师。”“是的，1968年到1972年。我1972年考特区律师，仅仅差了一点没有考上。我现在已不后悔了。”“你是怎么看这里发生的一切的呢，麦特卡夫先生？
”“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约瑟夫·雅伯隆斯基，那个工会头头。”格雷厄姆点点头。“一桩有目的的犯罪，具体讲是权力，用变态做伪装。我们仔仔细细地把爱德·雅各比的文件翻了一遍——特区律师办公室的杰瑞·艾思格和我。
“可什么也没有，没有人从爱德·雅各比的死亡得到一大笔财产。约瑟夫发了一大笔薪水，他把一些专利费付清了；可是他把得来的钱花得和他得来时一样快。所有的东西都要归爱德的前妻所有，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小块地产归孩子和后代所有。
他有一笔小额的规定受益人不得自由处理的信托资产，给他现在惟一幸存的儿子。基金还够支付三年上大学的开销。我敢肯定三年后这孩子还得在一年级原地不动。”“奈尔·雅各比。”“对，这孩子可给爱德找了不少麻烦。他和他妈妈在加州一起住，因为行窃进了劳教所。
我从他母亲那儿了解了一些情况。爱德去年到加州去看他，把他带回到伯明翰，让他在鲍德威尔社区大学上学。他们曾经试图让他和家人住在一起，可是他抱怨其他的小孩而且让每个人都不舒服。雅各比太太容忍了他一段时间，最后他们还是让他住宿舍了。
”“他在哪？”“6月28日那天晚上吗？”麦特卡夫的眼睛看格雷厄姆的时候半睁半闭。“警察和我都琢磨过。他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回学校了。这已经证实了。而且他是O型血。格雷厄姆先生，我得在半小时以后接我太太，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明天继续谈。
告诉我怎么样能帮助你。”“我想看看雅各比家人的私人档案，比如日记、照片等等。”“这类东西好像没多少——他们在搬家前夕在底特律遭了一场大火，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烧毁了。没有任何可疑的，爱德当时正在地下室焊东西，火花溅到他储存的油漆上，结果房子就着了。
“有一些私人的信件，我锁在私人保管箱里了，还有一些小件的值钱的东西。我记忆里好像没有日记。其他所有东西都在仓库里。奈尔那儿可能还有些照片，我不能肯定。让我想想——我明天上午九点半要去法庭，不过我可以先陪你到银行去看那些信件，然后回来接你。
”“很好，”格雷厄姆说，“还有件事，我可能要用到有关遗嘱查验的所有文件的拷贝：对房产的所有权提出的要求，任何关于遗嘱的争论、信件。我希望拿到所有的文件。”“亚特兰大特区律师事务所已经向我要过这些文件了。
他们在和亚特兰大的利兹房产做对比，我知道。”麦特卡夫说。“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自己留一份。”“好吧，也给你拷一份。你并不真的以为这案子跟钱有关，是不是？”“不，我希望通过这些找到与利兹案相关案卷里相同的人名。
”“我也是。”鲍德威社区大学的学生公寓是四座小型的宿舍楼，建在一块凌乱的四边形土地上，土地的肥力已经贫乏。格雷厄姆到达那里时一场立体声音乐喇叭之战正在进行中。两个相对的汽车旅馆式的阳台里放着扬声器，对着大声放音乐。
放的分别是《亲吻》和“1812序曲乐队”的音乐。一只气球在空气里胀得很大，在离格雷厄姆十英尺远的地方爆了。格雷厄姆弯腰钻过一排晾衣绳，跨过一辆自行车才得以进入奈尔·雅各比与别人共用的单元起居室。雅各比卧室的门半掩着，门缝里传出高声的音乐。
格雷厄姆敲了敲门。没有回应。他把门推开。一个脸上有斑点的高个子男孩坐在两张并排床的一张上，吸着一枝四脚的大烟枪。一个穿着蓝布牛仔裤的女孩躺在另一张床上。男孩的脑袋猛地抬起来，面冲着格雷厄姆。他在拼命动脑子想。
“我找奈尔·雅各比。”男孩看起来呆呆的。格雷厄姆关掉了音响。“我找奈尔·雅各比。”“嘿，我这是在吸药治风湿病。你不会敲门啊？”“奈尔·雅各比在哪儿？”“我他妈怎么知道？你找他干吗？”格雷厄姆让他看了看警徽。
“让我仔细想想。”“噢，倒霉。”那女孩说。“是缉毒侦探，见鬼，我不值得你那么费力。我说，咱们谈谈这事吧。”“咱们谈谈奈尔·雅各比在哪儿。”“我想我能帮你找到他。”女孩说。她去其他的宿舍打听去了，格雷厄姆在屋里等着。
她去的每一个屋子，便桶都要哗哗响一阵。屋子里奈尔·雅各比的物件很少——一张雅各比全家的照片躺在镜台上。格雷厄姆把压在上面的一杯冰水移开，用他的袖子把照片上的水痕擦干。女孩回来了。“去‘可恶蛇’看看。”“可恶蛇”酒吧是一个小店的前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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