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刚才正好显示了你们多么需要《国民闲话报》。以前我并不能肯定，现在我确信了。要不是你们那个关于‘牙仙’案的广告，你们肯定不会花力气跟踪我这个电话。这样很好，整个《国民闲话报》都会为你服务。你想怎么做都可以。
”“你是怎么发现的？”“广告部经理找过我。告诉我你们芝加哥办公室的便衣来查过广告。你们的人从寄来的广告中选了五份，说是‘有假信的嫌疑’。广告部经理对信件做了副本然后才交给你们的人。“我把这五封信好好检查了一遍。
我知道他拿五封信是为了掩护那封他真正需要的信。我花了一两天的时间才把它们都搞清楚。答案就在信封上。巴尔的摩的邮戳。自动邮资盖戳机的数字是巴尔的摩精神病犯罪医院的。我去过那里，你知道，跟在你们那位头发乱得一团糟的朋友后面。
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呢？“不过我还是得有个准信，这就是为什么我打这个电话的原因，我想看看你们是不是对‘朝圣者’先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结果你们真如我所料。”“你犯了一个大错误，弗雷迪。”“你们需要《国民闲话报》，而我可以为你们敞开大门。
广告，正文，检查来往信件，任何事情，你们提好了，我可以坚守秘密，我可以。加上我吧，克劳福德。”“没有什么需要加上你的。”“那么如果下一期碰巧有人登六篇个人广告，你不觉得会让事态有什么不同吧？抬头全部写‘亲爱的朝圣者’，而且用相同的签名？
”“我会要到一个许可抽你的嘴巴子还有盖章的起诉书告你妨碍公务。”“对啊，那样全国的报纸就都会知道了。”劳厄兹知道他的话正被录音。他什么都不怕了。“我对天发誓我会这样做的，我会的，克劳福德。我会在失去我的机会之前把你的机会断送掉。
”“那在我刚才列举的罪名里再加上一条州际散布威胁性质的舆论。”“让我帮助你吧，杰克，我真的可以，相信我。”“你到警察局去吧，现在就去，弗雷迪。把电话交给警官。”弗雷迪·劳厄兹的林肯牌凡尔塞轿车里满是护发素、袜子和雪茄的味道。
警官在车里被熏了一路，到了警察局门口下车的时候终于出了口气。劳厄兹认识管辖这个区的队长和众多值勤的警察。队长给劳厄兹一杯咖啡，然后给联邦政府检查官办公室打电话让他们把这个“烂摊子收拾干净”。没有联邦司法区执法官来找劳厄兹。
半个小时以后他在选区队长办公室里接到克劳福德的一个电话，然后他就自由了。队长陪他走到他的车前。劳厄兹加大油门，把车开得又快又颠簸，他穿过东环路到了他的可以俯瞰密歇根湖的公寓。有好几件东西他希望从他的故事中获得，而他知道这回肯定能拿到。
钱是一方面，主要是从成书中获得。他马上就能有一本平装书在报亭里出售了，他要在案犯落网后三十六个小时就出书。在日报上刊登独家新闻能引起一场新闻界震动。他马上就能看到报界大王们——《芝加哥先驱论坛》、《洛杉矶时报》，不可一世的《华盛顿邮报》，还有那众望所归的《纽约时报》——他们都争相刊载有他版权的报道，并在他的署名后配上他的照片。
这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满意的事！而那些狂傲的曾经蔑视并拒绝和他一起喝酒的大报记者们，让他们把自己的心肝肺生吞下去吧。在他们看来劳厄兹是个贱民，因为他有一个不同的信仰。如果他不这么有能力，如果他是个没本事的笨蛋，那些大报的行家们或许会原谅他为《国民闲话报》写稿。
就像人们会原谅一个头脑迟钝的小丑。可是劳厄兹很能干，他具备一个出色的记者的素质——机敏，有胆量和敏锐的眼光，他有惊人的能量和忍耐力。阻碍他的是他的固执，这个性格让他的上司们深恶痛绝。让他们同样厌恶的还有他无法把自己与故事剥离开来的事实。
在劳厄兹身上有一种赤裸裸的欲望要引起别人注意，就是经常被旁人误称的自我感。劳厄兹长得粗笨而丑陋，个子又矮小。他的眼睛像老鼠一样，而且他眼睛里闪的光亮像在沥青马路上的屎尿反射的亮光。他在大牌报社工作了整整十年，直到他弄明白永远不会有人给分派去白宫的活。
他看明白他的出版商们会把他的腿累断，利用他直到他变成一个累垮了、不中用的老醉鬼，在一张没有前途的桌子前伏案耕耘，不可避免地向死期靠拢，不是肝硬化就是因房事碎死。他们需要的是他的报道，不是弗雷迪本人。他们给他最高的薪水，可是对于需要买女色的人来说，那其实算不了很多的钱。
他们拍他的后背跟他说他有很多才干，可是他们连一个专名停车位都不愿意给他。1969年的一个晚上，在办公室改写报道的时候，弗雷迪突然醒悟了。弗兰克·拉金坐在他旁边做电话记录。这是给年老记者们分派的活。弗兰克·拉金当时五十五岁了，可他看起来像七十似的。
他的眼睛像牡蛎一样，还每隔半小时去他的衣箱里拿酒喝。弗雷迪从他坐的地方就能闻到酒气。拉金站起来蹒跚地走到编辑的小隔断里，那儿是个女编辑。他用沙哑的嗓音低声和她说话。弗雷迪经常听别人的交谈。拉金想请女编辑帮他从卫生间里的自动售货机里取一片卫生巾给他，他膀胱的出血程度已经非用卫生巾不可了。
弗雷迪打稿的手停下来了。他把文稿撤下来，换了纸，开始写辞职报告。一个星期后他开始为《国民闲话报》撰稿。他开始时做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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