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英里以外他寄宿的人家。他能记起瓦格特家书房的气味，像钢琴被打开时发出的气味，他妈妈在那里给他假期需要的东西。他不记得临走时楼上窗户里的一张张脸。外面的地被冻得硬邦邦的，那些实用的礼物在他发热的胳膊底下面目可憎；他的思想逃到了大脑深处的一个家里，与圣路易斯的家完全不同。
在十一岁那年他的臆想开始非常活跃而且变得强烈。在他的爱发展得太猛烈的时候他就释放它。他捕捉宠物，小心翼翼地，观察它们的反应。它们是那么驯服，每次动手都很容易。警方从来没有把他和车库地面上的小小的血滴联系在一起。
四十二岁的他已经不记得这些了。他也不再想他母亲家中的人了——他的妈妈，同母异父的姐妹和兄弟。有时候他在梦中看到他们，在光彩夺目的梦境中的几个片段；已经面目全非，而且都是高高的个子，脸和身体是鹦鹉一样艳丽的颜色，他们在他身边保持螳螂一样的姿势。
当他有意识地回忆时——虽然他很少这样做——就有很多令人满意的画面可以追寻，都是在他参军时的场景。在十七岁那年，他无缘无故地从窗户闯进一个妇人家里，被抓住了。法庭给他两个选择，要么服兵役，要么按刑事犯罪定刑。
他选择了参军。在接受了最基础的训练以后他被派往专业学校学习暗室操作，然后被海运到圣安托尼奥，在布鲁克部队医院的医疗队里冲印胶卷。布鲁克医院的外科医生们对他产生了兴趣，并决定给他整容。他们在他的鼻子上做了Z型整形，取下部分耳朵的软骨来延伸鼻梁，然后用一个奇妙的阿贝皮片技术缝合了他的上唇，手术在演示厅里吸引了一大批学习和观摩的医生。
医生们对手术的效果很满意。多拉德婉言谢绝了别人举过来的镜子而向窗外望去。音像资料图书馆的记录显示多拉德曾借出过很多电影，大部分都是关于外伤的片子，而且他借出的影片总是隔夜才还。他1958年又一次入伍了，在这第二次兵役中他找到了香港。
他所在的部队的军部在南朝鲜的汉城驻扎，在五十年代末期他为部队冲洗小型的侦察机跨越三十八度纬线而拍摄到的照片。在年假中他得以一年两度去香港。香港和九龙在1959年是任何人都垂涎向往的地方。外婆在1961年从疗养院被接回家，她的状态是长期服用盐酸氯丙嗪后的无表情的静默。
多拉德申请因需复员并获批了，所以他比计划提前两个月退役，以便回家照顾外婆。那段日子对他来说也是段意想不到的安静的日子。他在盖茨威的新工作可以让他请得起一个保姆白天陪外婆。晚上他们在客厅里坐着，互相不说话。
一台老式座钟的滴答声和打点声是打破寂静的惟一声响。他看到过母亲一次，那是在1970年外婆的葬礼上。他仔细看着她，从她身旁走过，他黄色的眼睛和她是那样惊人地相似。她也许是个陌生人。他的外表很让母亲吃了一惊。
他的胸很阔，身体壮实，和她一样的漂亮的肤色，还有别致的小胡子。她怀疑那胡子是从他的头发中移植过来的。她在葬礼一个星期后给他打了个电话，可是对方的听筒慢慢地挂上了。外婆去世后的九年里多拉德的生活没有被打扰过，他也没有去打扰任何人。
他的前额平滑得像一颗种子。他知道他在等待，可为什么而等，他不知道。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件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告诉他颅骨里的那颗种子：时间到了。那一天他在朝北的一个窗户前站着看某个胶片时，他发现自己的手在变老。
仿佛他拿着胶片的双手刚刚在他眼前出现一样，在明亮的光线照射下，他看到手上的皮肤在筋骨上松弛了，而且他的手上开始出现菱形的像蜥蜴身上的鳞一样小的细纹。当他向着光线把手转过去的时候，一股强烈的煮西红柿和卷心菜的味道把他全身浸了个通透。
尽管屋子里很暖和，他却不禁发起抖来。那个晚上他比平时还卖力地工作。多拉德的阁楼的墙上挂着一面与身齐长的镜子，在杠铃旁边。那是整栋房子里惟一一面挂着的镜子，对着它他可以尽情地欣赏自己的体格，因为在外面他总是戴着面具。
在鼓起一块块肌肉时他仔细审视着自己。四十岁的他完全可以在当地的健美比赛中出色地一展雄姿。可是他并不愿意。在那个星期里他后来看到了布莱克的版画，他在刹那间被吸引住了。他在《时代》杂志上看到了一张面积很大的全色的照片，那是作为一张插图配在一篇报道伦敦泰特博物馆回顾布莱克作品展的文章旁边。
布鲁克林博物馆当时把《红色巨龙与披着阳光的女人》寄到了伦敦参加展出。《时代》的艺术评论家说：“西方艺术中恶魔似的形象很少能像这幅画一样辐射出噩梦一般的性的力量……”多拉德不用看这句评语就能领略到画的魅力。
随后的几天中他把这幅画带在身边，晚上在暗室里他把它拍下来并放大了。许多时候他都很激动。他把画挂在健身室镜子的边上，锻炼的时候盯着它看。他只有在工作得筋疲力尽而且需要他的医疗的影片帮助他释放性欲以后才能入睡。
九岁那年他就知道在心灵的最深处他是孤独的，而且注定了一辈子都要孤独，这个结论是四十岁的人常有的。现在在他步入四十岁的时候，他被一种臆想的怪诞的生活征服了，这种生活有童年时代的五彩斑斓、新鲜和直观。这种生活使他跨越了孤寂而前进了一步。
在其他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开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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