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不去，只要求组织上给他任意安排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生活。
不管哪里，只要陌生！这可把组织上难住了，因为中国这么大，他陌生的地方多着呢，怎么来确定呢？最后，还是他自己做主，让只有周岁的小孙子在一幅中国地图上随便丢了枚硬币，硬币停落之处，便为他归宿之地。
这有点宿命的意思。
就这样，这些年来，他犹如一只失散的鸟，过着几乎与701人隔绝的生活，时间长了，要找到他谈何容易。
后来当然找到了，但可以想见，要想请他开口决非易事。
无疑，当初他选择"失散"的目的本身大概就是为了免开尊口，所以我能理解。
但我不能接受。
最后，我以巨大的耐心和诚恳战胜了他的固执，不过不是全胜，只能算半胜。
他同意跟我讲关于黄依依的故事，但同时要求我，是签字画押地要求，在本书中不能写他的故事。
是有所指的故事。
那故事，我在701已经有所耳闻，我相信如果写出来，也许是本书中的最好看的故事。
现在，我跟他签字画押过，这故事成了我的禁忌，讳莫如深，在此不敢有半点涉及。
连暗示也不敢。
他还要求我，关于黄依依的故事，只能采用他的"说法"，不能加进任何他人提供的说法，包括档案资料。
这也是签字画押过的。
所以，现在我只能以他的口吻讲述本故事。
不过，说真的，他的讲述远没有我的乡党讲得好，也许是年纪大的缘故吧，讲得特别拉拉扯扯，我几乎花了多于对付阿炳故事一倍的精力，才勉强整理出下面这个"版本"，应该说，依然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但我没办法，因为我不能添加材料，不能变腔改调，只能删繁就简，和做些词语的调整而已。
如此这般，也只能是这个样子——01是1960年夏天的一个雨夜，我以杨小纲的名字，住进了位于北京海淀区南郊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招待所。
大约是3个小时前，研究所王所长就接到科学院主要领导的一个重要电话，说的就是我即将"莅临"的事。
第15节：破窗而入
领导对他说："人一到你就通知我。
"挂电话之前，领导又交代：他是个有特殊使命的人，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于是，所长一放下电话，便直奔招待所，守在招待所刚修缮一新的大厅里，诚惶诚恐地等我出现，不时还不顾雨淋，到楼外边向远处张望。
可以说，他在心里是早把我盼望了又盼望，也许还用心推敲着"觐见"我时应有的辞令。
但当我真正出现时，他却仅仅是多看了我几眼而已，没有上来招呼我，更没有"热情接待"我。
所长大人怠慢我的原因也许有两个，一是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天又黑，我在雨中像一个逃兵一样地冲进楼里，脸上的神情和身上的衣衫都显露出一种落魄和慌张；二是我在服务台登记时用了一个假名字：杨小纲。
我注意到，开始所长大人对我的出现还是有点敏感的，我一进去，他始终用警疑的目光忽明忽暗地打量我，转悠在我身边，像个探子。
我到服务台登记时，他也跟着我磨蹭到旁边，装模作样地跟服务员说事。
低级的探子！但当我掏出的那张介绍信函——它不但纸质普普通通，而且只是证明我不过是南方某高校一名叫杨小纲的教职工时，他顿时对我了无兴趣，迅速从我身边滑开，我的背脊骨甚至可以真切地感觉到，他在拖着沉重的步子背离我。
当我办完登记手续，往楼上走时，我看到他在门前不安地踱着步，焦虑的目光时不时扎进黑暗的雨丝中，好像我还在来路上，随时都可能从黑暗中向他走来。
说真的，我没想到我的一个习以为常的老习惯，竟然让年迈的所长大人平白增添了一个多小时的焦虑不安。
我是说，用假名字登记住宿或办事，是我素有的习惯，也是需要。
老实说，我的身上备有各种各样的空白介绍信，我以什么身份和名姓住进该招待所，完全是随心所欲和偶然的，客观地说，就看我当时伸进挎包的手率先摸到"哪一页"——那里面有许多页差不多大小和软硬的介绍信函。
当时，我首先抽出来的是一张由北方某省政府给一个名叫谢兴国的处长开出的介绍信，只是，我觉得这个职称跟我此刻落汤鸡的模样不太符合，于是又临时重新摸了一张，即杨小纲的那张。
不用说，谢兴国和某省政府处长当然都不是我的真实身份，我的真实身份是——真名叫钱之江，身份是特别单位701副院长兼破译局局长，内部代号为A705，即701五号人物的意思。
但如果要说我使用过的名字之多，绝不亚于一个江湖老骗子，可以说一本百家姓谱里，我至少用过半本的姓氏。
别的不说，就说在那次为期8天的路上，我先后用过李先进、陈东明、戴聪明、刘玉堂等6个名字，它们一定程度上说明我此行经事之多，和我固有的谨慎。
是谨慎，不是胆怯。
谨慎和胆怯，跟冷漠和郁闷一样，看起来有点相似，骨子里却有天壤之别。
本来，王所长已经替我开好房间。
301房间。
这是个套间，里间有一张暗红的古典的雕花大木床，床上叠着绸缎的花被，蚊帐是尼龙的，如蝉翼一样透明，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外间宽敞，物什齐备，有舒适的沙发，气派的电话，还有吊扇、衣帽架、台灯、茶几、茶具和烟缸等大小设施和用品。
就楼层说，是顶楼；就方位说，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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