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才华，发挥到顶点也就这么高的水平。
“好人杀好人误会？”沃克眯起眼睛，表情严肃地思考了片刻，似有所悟地点了一下头，自言自语，“难怪武松也差一点被孙二娘麻翻后剁成肉馅。”
Ｈ得意地说：“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理解目前重新评价《水浒》的现实意义。”
沃克不动声色地说：“也只有在中国才能产生‘好人杀好人误会’这一理论。我一会就去动员我的留学生朋友们，要他们和我一块离开中国。好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误会的国家里真是太不安全了。谢谢你使我明白了这一点。真是一条冷冰冰的理论。不，我得现在就去动员我的留学生朋友们，我要和他们一块去找学校的领导！要求退学！”说罢，站起来就大步往外走。
“哎，你，你别去！……”Ｈ慌了。
“你有什么权力阻止我！”沃克转身质问，依然那么不动声色。
“我求求你……”Ｈ狼狈极了，走过去拽住沃克的袖子不放。
沃克朝我和小莫挤挤眼睛。
我和小莫将脸扭向窗外，使劲咬住嘴唇才没笑出声来。我们都认为沃克是很善于辩论的。他每次总是沉着论战，一步步将Ｈ引到辩论的“边缘”。而每到这种时刻，Ｈ就一声不吭了。
“为什么毛主席要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四人帮’呢？”沃克常会在辩论中故作天真地向Ｈ提出这一类问题。这一类问题，好比是被辩论气氛吹薄了的气球，谁最后轻轻触它一下，它就会爆炸。Ｈ极其害怕这类玩艺儿，如同迷信的人害怕什么不祥之物。
我和小莫渐渐开始对沃克产生了某种好感。因为这瑞典留学生的思想竟和我们头脑深层的真实思想那么相通。只有关心中国命运的外国人，才会提出他所提的那些问题。沃克虽然不是复旦大学工宣队们的“朋友”，却应该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对他的好感，并不明显表示出来，以替他捎一瓶开水，下雨前提醒他将晒在外面的衣物收回，到市内去时，问他需不需要我们代买什么东西这类小事表达。我们相信，他是理解了这一点的。
按照“纪律”规定，与留学生同住的中国学生，是不能将《红旗》杂志、《学习与批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和各种大批判学习材料带到宿舍的。我和小莫严格遵守这一“纪律”。
一天上午，宿舍里只有我和沃克，我抱起被褥去晒，却忘了有本过期的《学习与批判》压在褥子底下。它被带到了地上，我没发现。晒好被褥回到宿舍，见沃克正拿着那本《学习与批判》在看。
“我看看行吗？”他将《学习与批判》朝我扬了一下。“这……”我不禁面露难色。
《学习与批判》是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被工宣队们称为“小红旗”。上海市委御用写作班子的大块文章，经常以头号标题发表在上面。几乎每一篇大块文章都有政治背景，都是一种政治烟幕。
“这是不许我们留学生看到的吗？”麦克似乎敏感到了。“不，不，没这个规定。”我说，同时暗想，我这是在替谁辩护啊？
其实，莫说《学习与批判》，就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只要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想看，搞到一份或一期看看并非难事。搞不到手的，也可以站到某些报刊栏前去看。《红旗》杂志一有“重要”文章发表，则被按页码扯下，张贴于有玻璃橱窗的某些报刊栏内。希望更多的人们从中得到某些暗示，从而紧跟之。
“你骗我。你们一定有这个规定。我不看了。”沃克将《学习与批判》轻轻扔在我的床上。
那一时刻，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国人，在这位瑞典留学生面前无地自容。世界上绝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所大学，像当时的复旦一样，连自己国家公开发行的报纸和刊物，也对外国留学生实行“封锁”。
我望着他，低声问：“你生气了？”
他耸了一下肩膀，说：“是的。但我并不生你的气。”我走到自己的铺位前，默默坐下了。
沃克则在他的铺位一躺，头枕在双手上，眼睛瞧着屋顶。忽然，他低声问：“你知道吗，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
我说：“知道的。”
隔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爱中国。东方文化和文明，在我很小的时候对我就具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我的父亲是斯维德尔摩大学研究东方文学资格最老，也最有成就最有权威的教授。他经常对我说，中国是东方文化、文明和文学的宝库。他支持我到中国来留学。可是我的母亲坚持反对。她认为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我到中国来，她很不放心。但是我的父亲帮助我说服了母亲……”
我静静地坐着，望着他。将那册《学习与批判》卷起来拿在手中。
他问：“你在听么？”
我回答：“是的。我在听。”
他接着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将自己封闭得那么严。中国人，作为人，一个个也将自己封闭得那么严。使我感到要在中国真正了解一个中国人，与一个中国人建立诚挚的友谊，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认识那位罗马尼亚女留学生吗？”“认识。”
“你与她很坦率地交谈过什么吗？”
“也没有。”
“真遗憾。你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难道你们中国学生对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也戒心重重吗？”“……”
“我和她交谈过。她对我讲过一件事，真是滑稽可笑。她说一艘中国商船有次在罗马尼亚的一个港口城市停靠，三个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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