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克毕竟是留学生，他们不敢过分放肆。所谓“教训教训”，不过是推过来搡过去，一拳一脚而已。其中一个极为可恨，打了沃克一记耳光。
他们离开我们的宿舍时，小莫大声谴责：“你们怎么能殴打留学生？！”
为首的一个答道：“叫他明白他是在中国。”
我说：“你们踢碎了我的暖瓶，得赔我。”
那家伙冷笑道：“就算你为我们的革命行动贡献了吧！”他们扬长而去。
沃克捂着脸在自己床上坐下，许久才喃喃地说：“真想不到，在中国，我被中国人打了。如果我的老母亲知道了这件事，不知会怎么想。”
小莫说：“沃克，你应该通过瑞典使馆向那几个家伙提出严正抗议！”
沃克摇摇头，说：“不，我不会那么做的。瑞典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在我记忆中，瑞典政府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抗议。我不愿因为我自己，使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受到丝毫影响。”
我说：“沃克，你回国吧！目前你在中国能学到什么呢？世界这么大，你又何必到中国来留学呢？”
沃克沉默许久，又摇头，低声说：“不，我不回国。也许他们以为我会害怕了，回国去。可是只要我还没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我就要在中国呆下去，亲眼看到你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将导致中国发生什么局面！”小莫揉着头，无比歉疚地说：“沃克，真对不起你，我们没有能力保护你。”
沃克望着他，苦笑了一下，说：“你们每一个中国人也没有能力保护你们自己呀，不是吗？”
小莫无言。
我说：“是的。”
沃克说：“这真可悲。”
我果然又遭到了“算计”。
而事件凑成之情节，犹如小说家的巧妙构思。
先是，半年前，弟弟给我汇来了二十元钱。隔日，我要到邮局取钱，却找不到汇款单了。我在宿舍楼各楼口贴了“寻物启事”，两日后也无人送回。便到系里开了一张证明信，证明我汇单已丢，将二十元钱取了回来。
几天前，我又到杂技学馆去体验生活。一天傍晚，接到Ｖ从学校打来的电话，告知我弟弟又给我汇钱来了。正缺钱花，便匆匆赶回学校，拿到了汇单。邮局已经下班，只好将汇单带回杂技学馆。
第二天，和我一同在杂技学馆体验生活的Ｃ，有事要回学校，我就将汇单交给她，委托她代取。
她回到学馆，快晚上十一点了。
我已躺下，在看书。她敲门，我给她开了门。
她不进，站在门外对我说：“明天上午，系工宣队庄师傅叫你回校一次。”
我问：“什么事？”
她一笑：“不知道。”
我觉出她那一笑颇不善，但又想不出自己近来有什么失谨的言行足可被人“整治”，也就随她笑得不善，又问：“我的汇款单替我取出来了么？”
回答：“Ｅ老师替你取。”
Ｅ老师是我们专业上一届的留校生，我们的“教导员老师”。负责抓政治思想工作的。因此而怪，不免再问：“怎么Ｅ老师替我去取？”
Ｃ又那么令人莫测高深地一笑，其意味更加不善，慢悠悠地答：“我没工夫。”一双眼中，放射出两股冷气，逼得我从脸到心一阵发寒。
复躺下后，总觉Ｃ那笑，那话，那目光，包含着什么幸灾乐祸，不再能看下书去，苦思苦索，终不悟其所以然。辗转反侧，难以安睡。
翌日，满腹狐疑回到学校，Ｅ老师和工宣队庄师傅在工宣队办公室联袂“召见”了我。
Ｅ老师随口问了几句在杂技学馆深入生活的情况后，话锋突然一转：“你最近丢什么东西了么？”
我回答：“前几天将书包在四十八路公共汽车上丢了。”又问：“除了书包，还丢什么了？”
我一贯地丢三忘四，想不明白为什么问我这个，还以为他们要发慈悲，补助我点钱呢！便答道：“除了书包再没丢什么。书包里有十几元钱，不过我弟弟又给我汇钱来了。”“就是这张汇款单吗？”Ｅ老师拉开抽屉，将那张汇款单取出，朝桌子上一丢。
我说：“是啊，您没替我取出来啊？”
Ｅ老师脸色顿变，厉色道：“你好好看看。”
我拿起那张汇款单“好好”看，写得一清二楚，是弟弟汇给我的没错，问：“怎么啦？”
“你看看邮戳！”
我就翻过来看邮戳，一时不免大为尴尬，呐呐地说：“这是我半年前丢的那张汇款单呀，从哪儿出来的呢？”“这正是我们要向你提出的问题！”一直正襟危坐的庄师傅，朝我瞪起了眼睛。
我说：“这得去问Ｖ呀，是他打电话叫我回来取的，那么他一定知道这张汇单是谁从什么地方找到的。”
“Ｖ在宿舍，”Ｅ老师站起来说，“我这就去问。”Ｅ老师走出去后，那位工宣队领导者一边吸烟，一边目不转睛地瞧着我。许多人在讯问别人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装出捷尔任斯基的样子。这位工宣队领导者也不例外。他大概自以为他那双肉眼泡投射出来的目光，也必定称得上“鹰一样的目光”。
一会儿Ｅ老师回来了，身后跟着Ｖ。
不待Ｅ老师开口，Ｖ便冲我大声质问：“我没有给你打过电话！你怎么无中生有呢？”
“你……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可我明明听出来是你的声音啊！”
“你胡说！岂有此理！”他仿佛被牵扯进了什么极不光彩的事件之中，作了“严正声明”后，愤愤离去。
见他那种仿佛受了奇耻大辱的样子，我真怀疑自己从电话里听错了声音，低声说：“让我再想想，也可能是别人给我打的电话……”
Ｅ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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