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了。
每晚有比我们低一届的一个部队学生陪着她，与比我们高一届的一个留校生在校园里兜圈子。据说那部队女学生是“红娘”。逢熟人“红娘”便“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我们谈工作”。
我在校园里碰见过他们几次。Ｃ总是将脸扭向别处，装未见我。
我知这不是害羞。害羞的本能使女性可爱。在这一点上Ｃ挺不幸的。她避我另有缘故。她曾向我们专业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同学求爱。而对方又爱着新闻系一位女同学。她明知却又“锲而不舍”。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按理说作罢算了。她不。她以创作专业支部副书记名义，到哲学系去“调查”人家的“不正常关系”。从法律的角度讲，这属于“刺探”别人的隐私，非法活动。假专业党支部名义而行之，更是做得太过分了。她还不作罢。还要在专业的各种会上大讲特讲“上大学时期谈情说爱，对不起送我们上大学的人民”一类话……那位新闻系的女同学有次当众大骂了她一通，于是她的所作所为彻底败露。女人天生是女人的对手。那一次她真是大现其眼。有这个前因，她碰到我自然要将脸扭向别处。这绝不是害羞。套用句京剧道白，是——“叫奴的脸儿往哪搁？”不过我倒因此同情她则个了。那也算正经地该恋爱么？跟着个女“陪同”，像跟着个寸步不离的女保镖似的。碰上熟人还要来一句：“我们谈工作。”仿佛三个中央委员在一起似的，真真大杀风景！也太没诗意。没半点诗意，那爱还值得一谈么？天可怜见的！
有人也邀我谈心，是专业的一个部队学员。我对他一向极好。除了小莫，视他为第二知己。他年龄比我小三岁，我拿他当弟弟对待。
我们从宿舍楼走至校门口，在毛主席塑像背后站住了。他忽然说：“大梁，有件事我对你挺内疚。”
“你？……什么事？……”我诧然。
他说：“你肯定已知道，装不知道。”
我说：“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他说：“Ｖ给你打电话，我在场。我还接过电话与你开了几句玩笑，你怎么能没听出？……”原来如此！我始终想不起那个“第三者”，竟是我这位“第二知己”！我又怎么能想到是他？几次电话里那声音使我想到了是他，我都将他从苦苦的追忆中排除了。我连问都不曾问过他。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作证？”我觉得他变得那样陌生。
毛主席塑像的阴影里，他脸上浮现出一种令我感到吃惊的纯粹概念化的笑。
他说：“你了解的，我这个人，不愿与任何人发生矛盾。我的处世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愿卷到什么矛盾之中。所以……所以我要向你当面解释一下……”
我呆呆地看了他片刻，猛转身撇下他走了。直到毕业离校，我再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他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不是可恨，而是实实在在的可怕……
毕业证书领了。火车票也订了。再过三天，我就要离开上海了。却总觉得有什么萦绕着我的心。仿佛我人离开了，心也会留下一半似的。我竟弄不明白自己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失落魄魂般的情愫。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萦绕着我的心。第二天，有人喊我接电话。
我抓起话筒问：“谁？”暗想没什么人会给我打电话的。
“我……”一个姑娘的声音，低低的，语调柔婉。
那一时刻我觉得自己定住了。不能动，也不能发音。我听出她是谁了。
我明白究竟是什么萦绕着我的心了。
我明白我那种失魂落魄般的情愫究竟因何而产生了。
我明白某种感情一旦作用于我的心灵，我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了。
“你怎么不说话？……”那低低的，柔婉的声音又问。“你在哪儿？”我用颤抖的语调反问。
“在校门口。”
“我去接你！”我一放下电话，就飞快地朝校门口跑去。跑到校门口，并未发现她。
我旋转着身子寻找她。
“往哪儿看？”她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笑吟吟地望着我。
她穿一件白色短袖衫，一条浅咖啡色裙子，显得那么清秀淡雅。她心情分明很好，脸上神彩照人。难怪我看见了她，也未敢上前认她。
我笑了。
她说：“我父亲病了，我陪父亲回上海来看病。”我关心地问：“病得重吗？”
她说：“是大学里过去的一些老教授们想念他了，找借口把他接回来的。”
我说：“我见过你父亲了。”
她奇怪地眨着眼睛问：“在哪儿？”
我说：“在火车站，你们父女离开上海那一天。”“你到底去火车站了？”她收敛了笑容。
我点了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露面？”
“怕你不高兴见到我。”
“你……”她注视着我，摇摇头，“真傻啊！”人有注意我们。我说：“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坐一会儿。”我带着她来到宿舍，将她介绍给小莫。
小莫打量了她一番，对我说：“是像橄榄。”
沃克将我对他说过的话告诉了小莫，小莫就常拿那句话开我的玩笑。
小莫借故走出。我们面对面坐在桌子两旁。
她问：“你的同学为什么说我像橄榄？”
我脸红了，说：“是么？我没听见啊！”
她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去，说：“知道你快离校了，来看看你。”
我说：“我分到北京了。”
她抬起头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复低下头去，又沉默起来。
我说：“我本是可以留校的。”
她渐渐抬起头，问：“你不愿留校？”
我说：“谈不上愿意或不愿意。北京上海对我反正都一样。因为我将来总归是要回到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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