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们家挤成什么样了，”他转移话题，环指了一下房间，“范丹林这个改革家连自己的房子都搞不到，挤在父母这儿。真是家不成家。”
“原来这三间不都是你们家的吗？”
“那是老黄历了。‘文革’中又搬进一家，你进来时没看见那家邻居？”
“现在不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吗？”
“有落实的，有没落实的。我这房子问题，前前后后真可以写部很精彩的小说呢。要说问题很简单，单位里只要给我这邻居找下住房，让他搬出去就行了，是吧？就这么件小事情，从1978年到现在，研究来研究去，整整四年了，找了领导几十次，可到现在还是没解决。后来，就是最近这次出国，我突然明白了，我没有随风入俗，采取大家都采取的办法。”
“什么办法？”
“请客送礼。可以说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最最简单的办法。以为在文化单位不用这一套。关于房子的事，前前后后可以和你讲两天，有的场面简直就是电影。”
丰田牌小轿车载着范书鸿在雨夜的北京街道上飞驰着，去首都机场。阜成门立交桥，白塔寺，北海公园，景山，故宫，看着车窗外掠过的京城街道，范书鸿突然惊异了：车一过美术馆往北拐了，应该一直往东去啊。
“怎么从这儿走？”他俯身客气地问司机小刘。
“噢，您等会儿就知道了。拐一下，接个人。”
车在一个漂亮的四合院门口停住，响了几下喇叭。很快，红色大门吱嘎嘎开了，一个人打着折叠伞，戗风顶雨地从门口急步出来，一弯腰，收伞上了车。
是研究所的党委副书记白贵德。
“您也……”范书鸿看着他，一时有些惊讶。
“范老，我去机场送送你。”白贵德嗓音沙哑地笑道，边示意小刘开车。
范书鸿既意外又感动。这次为去德国参加世界三大宗教史讨论会，曾和研究所领导闹得很不愉快。起初，德国来请了，研究所领导不同意去，说没有外汇。后来，德国方面汇来一笔钱，所领导又说这样有损国体，难道中国连这点钱都出不起？结果还是不让去。无奈范书鸿只得向上面有关部门越级交涉，反反复复总算可以去了，但所领导都有些悻悻然。
车在雨夜的街道上疾驰着。
白贵德打着手势感叹道：“出国交流学术，是很光荣的事情。”白贵德高颧骨，凸额头，凹眼窝，他说话时，那双大眼睛并不看对方，“所里总该来领导送送，别人都说没时间，那就不勉强他们了。我和小刘说了，不要张扬了，到时车拐到我家一下就行了。”他点着烟吐出烟气来，“范老，现在的工作不好做，到处是官僚主义啊，你看你的房子问题拖了多长时间。不能再拖了。等你出国回来，一定立刻解决。”
范书鸿感动着，直到上飞机仍然感动着。
…………
当他中午提着一个沉重的大皮箱踏进白贵德家客厅时，白贵德满面笑容地迎上来，又是招呼就座，又是沏茶递烟，又是让儿女从各自的房间出来见见范伯伯，热情地问长问短。范书鸿昨天刚从德国回来，今天上午原打算到所里汇报工作，白贵德让他别急，休息休息，“中午有时间先来家里坐坐”。他们天南海北地聊着。客厅里宽敞舒适，铺着红地毯，吊着莲花灯，很富丽堂皇。
一切德国见闻都谈到了。
“怎么样，这次出国，收获不小吧？我这不是指学术方面，是指物质上，啊？”白贵德风趣地笑着，“买了点什么好东西啊？”
“没买什么。”
“没买什么？”
“我只是给自己和所里买了些书籍。这不是，这一箱书，我等会儿就带到所里去。”
“噢……”白贵德意外地怔了怔，眼睛不自然地闪烁了一下，“除了书呢？”
“除了书我没买什么。我节约了九千马克外汇带回来了。”
“九千马克？”白贵德眼睛一亮。
“我准备上缴国家。”
“上缴？”
“是啊。您看，这笔外汇应该上缴哪儿啊？”
“这个，再研究吧。”
两人还在谈着。白贵德脸上还浮着笑容，但显得勉强，而且渐渐冷淡下来，最后完全消逝了。
“我出了门才突然发觉：他最后的态度完全是冷淡的、敷衍的，和他一开始的亲热判若两人。是怎么变过来的，我哪句话说得不合适了？我仔细地回忆了整个谈话，回来又和家人从头到尾研究了一遍，才算明白了个中奥妙。”范书鸿说。
“那您的九千马克呢？”林虹问。
“缴了。为缴这笔外汇，跑来跑去跑了好几天，没地方收。最后总算缴到外汇局了。丹林、丹妮他们都说我傻。”
“那您的房子问题更解决不了啦。”
“大概是。”范书鸿苦笑了一下，“难度更大了。隔壁邻居老王是所里的锅炉管道工，原来说一间换一间不往外搬，要一间半。现在又提价了，非要两室一厅的单元不可。”
半导体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京剧《群英会》。
“咱们搬不搬哪？”王满成坐在竹椅上品着茶，慢声慢语地问。两个上小学的儿子已经睡下。屋子里狭窄拥挤。
“搬什么，就东三楼那一间半？”老婆张海花正低头在缝纫机上做活儿，叭地放下剪刀，人胖气粗，“两室一厅，没这就不搬。”
“你没看，范老他们一家挤着也怪可怜的。”
“你可怜他们，谁可怜你啊。你一个烂工人，现在是最不值钱的。照顾谁也照顾不上你。反正他们现在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咱们占着这一间，不给两室一厅就不搬。”
“咱们先搬过去，往后再慢慢找着所里要两室一厅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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