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弹弓，以后就死求白赖地要子弹壳，换底火，翻造子弹，打枪，瞄准；你们都野战走了，这又玩鸽子。你瞧瞧他那脸蛋上是什么？”
郭祥这才注意到，大乱的左眉梢上有一个小小的窝窝儿。
“那就是他跟人家玩弹弓英勇负伤的地方！”大娘嘲弄地说。
大乱翻翻一双猫眼：“我的好处你干吗不说？”
“你有什么好处？”大妈说，“你不过就是给八路送了两回信！还差点儿出了大事。你有你姐姐去的多吗？小雪又给我送信，又在门口给我放哨，一站就是半夜，一次亏都没吃过。叫你放哨，你净打磕睡！还自己吹，‘我要当通讯员，准是个好通讯员！’……”
“我不是把信团成蛋儿吃了吗？我又没暴露军事秘密！”大乱梗着脖子。
“我问你，”大妈又用烟袋指指，“今天你嘎子哥来，你这个好通讯员干吗不到地里喊我？”
“他也没对我说他是嘎子哥！”
大妈用手一指：“你听听！这小兔崽子嘴有多巧！”
“八路军可不许骂人！”大乱把头一歪，“你还吹自己是老八路呢，你让嘎子哥听听！”
“得，得，”郭祥笑着说，“你别喊我嘎子哥了，我看你小子比我小时候还嘎！”
“这都是八路军惯的。”大妈说，“我一打他，他们就拦住我，就把他惯到天上去了。你瞧着，我迟早要把你送到军队里去，叫八路军来管管你！”
“去就去。”大乱说，“我也不怕打仗！”
“老东西来了。”大妈说着欠身下炕。
郭祥静听，才听出“踢——啦”“踢——啦”的脚步声。就从这脚步声，也可听出这是那种性格缓慢但却扎实的人。郭祥真佩服大妈分辨风吹草动的好耳力。这也是游击战争年代养成的。
老杨大伯进来了。手里提着沉甸甸的一大块猪肉，怀里抱着一大捆小茴香菜。他向郭祥嘿嘿一笑，没有说出什么，手里的东西，一时也不知道放在哪儿好。
大妈接过东西，就皱了眉。她把小茴香捆一拨开，对杨大伯说：“你瞧瞧，这准不是今儿早起割的，一辈子想叫你办个漂亮事也难。”大妈把茴香择了择，哗啦提了一瓢水，动手洗菜。又对大乱说：“去！磨磨刀。”
杨大伯不反驳，也不言声。从腰里摸出一盒“大婴孩”香烟，撕开个小口，抽了一支，抖抖索索地递到郭祥手里。然后佝偻着腰坐在炕沿上，从腰里解下旱烟袋，装了一锅，用胳膊夹住，打起了火镰。显见这盒烟，是他特意为郭祥买的。
这杨大伯比大妈大十五六岁，已经60开外；郭祥看他那被烈日烤晒了一生的皮肤，还是红刚刚的，显得异常坚实。他的容貌和举止，都流露出朴实和善良。
大妈剁着肉馅指责地说：“嘎子多年不回来，你就找不着一句话？真是三锥子扎不出血来！跟你一辈子，没有把我屈死！……”
大伯还是不响，看来他听这话有多少遍了。
“我这个家，数这个脑瓜儿落后！”大妈又说。
“我，我怎么落后？”大伯开言了：
“嘎子说，你闺女也人党了，现在除了大乱，全家都是党员，就你一个挂翅膀的！”
“那，那是你们支部不讨论我。”大伯说，“你凭心说，革命工作我少做了不？”
“没少做！”大乱正在那儿烧火，插进来说，“黑间开门，领道儿，号房，领柴禾，领米，全是我爹。下大雪，牵着牛，尾巴上吊着扫帚，给八路军扫脚印，也是我爹。领着八路突围，摔得他乓地一个跤，乓地一个跤。八路来了，我爹就起来开门儿，回来往墙角里一蹲；我妈炕都不下，盘着腿一坐，衣裳一披，净动嘴儿，和人讨论讨论，像个司令员似的……”
大伯脸上露出笑容，看了看郭祥。
“烧你的火！”大妈斥责着，又面向大伯，“可你怎么不申请呢？”
“我不申请！”大伯说，“你有眼就看。”说过，他把烟锅乓地一磕。
“大伯，我给你写申请书！”郭祥把袖子一挽。
“不，不，”大伯连忙摇摇手，“侄子，你不知道，我60多岁的人啦，递上去，支部一讨论不准，我脸上挂不住！”
“你条件也不够！”大妈说。
大伯欠欠身子：“我怎么不够？”
“凭你说这活就不够。”大妈一只手从面盆里伸出来，指着他，“那年，敌人把房子烧了，你说的什么？你说：‘看你住到哪儿？八路不管你了吧！’你不给我消愁，还给我添腻味，散布坏影响！我问你，你说了没说？”
“我，我，”大伯脸霎地红了，舌头打着结，“那是我的错误，影响是不太好。”
大妈像少女一般地好胜，乘机警告说：
“你听着！往后我们家一个落后的不要。”
“我看你也有点儿那个……”大伯还嘴，声音低低的。
“有点儿什么？”
“骄傲。”
“嫌骄傲，咱打离婚！”
“离就离吧，老用这话压我！”
“你别光欺负人哪，大妈。”郭祥笑得嘎嘎的。
“你不知道，小嘎儿。”大妈说，“按理，你是下辈儿，这话我不当讲。我这人说话就不管他上级下级，长辈晚辈。你想想，我十六七过的门，我花枝儿似的，他比我大十五六岁，要不是谢家那王八蛋，我怎么会落到这步！你说我心里屈不屈？”大妈的声调里带出了伤感，这是平时很少听到的。
郭祥从小就听说，大妈原先是谢家的使唤丫头，至于怎么嫁给大伯的，却不知细情。原来这也是凤凰堡的一段血泪故事。大妈是附近孙家庄人，也是谢家的一个佃户。有一年大旱，颗粒不收，大妈的父亲交不上租子，出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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