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孩子头，一个地方露出一只肥胖的小脚丫儿。在一个角里，扒开了一个坑，湿土上显露着深深的指印。大概就是这个朝鲜女人刚才伏在那里扒土的地方。
同志们再也忍不住了，许多人背过脸，眼泪洒在土坑旁边的湿土上。……
“阿姊嬷妮!”郭祥声音喑哑地说，“我看你就别再找了；既然都是党员的按子．就让他们在一起吧!”
“可也是……”朝鲜女人点了点头，“你们不知道，他爸爸多喜欢他!我总觉得把他们父子俩埋在一处，也是对他的一点安慰似的。他临死也没有见这孩子一面。……”
“他爸爸是怎么死的呢?”
“被活埋的。”女人说，“那还是敌人第一次打到这里的时候，他在山上当游击队。有一夜下山侦察，被治安队抓住了。这些坏蛋，在村西挖了一个大坑，把党员和群众活埋了200多个。他们把我的男人也绑到那里，叫他对着大坑站着，然后对他说：‘你的死就临头了!快认错吧，你为什么分我家的土地?’我男人就说：‘认错?我当初留下你一条狗命，这就是我最大的错。’那些家伙就往坑里推他，他瞪着眼说：‘滚开!你们瞅着，我下去站着死，不能眨一眨眼!’他高声喊着：‘朝鲜劳动党万岁!金日成万岁!’就跳下去了。志愿军打过来，敌人逃走了，我才把他挖出来，他真是站着死的!……”
朝鲜妇女的脸上，这时候流露出一种庄严、自豪的神情。沉了沉，她又说：
“敌人害了我的男人，这回又来害我的孩子。治安队说：‘孩子虽然不是党员，可他是党员的孩子，也不能留!”
“孩子几岁了？”一个战士问。
“才刚刚四岁呀!”女人说。她目光直直地望着土坑，“同志，你不知道，我这孩子长大多不容易。……解放以前，我们一家一坪土地也没有，是给日本人看坟地的，生活苦得不用提了。解放以后．我们家分了九百坪水田，八百坪旱田。看见生活有指望了，心里一痛快，这劲儿就像用不完似的。我们两口就不分白天黑夜没命地下活。我白天下地，夜问织布；我男人白天种地，夜间开会，没有一点空闲。我怕孩子耽误干活，种地、打场就把他放在家，拴在柱子上，下面用东西垫着，让他觉得像背在妈妈背上似的。我就是这么哄他。晚上织布，我把大枕头竖起来，把他拴上．一边织布，一边逗着他笑。小孩长大了。不能拴他了，我一下地，他就追到地里吃奶，我就又吓唬他：‘你要吃奶，我就叫内务署把你抓去。’我的孩子，就是这么长大的。……这孩子，谁都夸他好!还不到四岁，你把钱放到小筐里，他就能端着小筐去买东西。村里人都喜欢他，不是这家把他藏起来，就是那家把他藏起来，故意让我着急。把我急得快要哭了，他们才把他放出来。……他爸爸死了，我没有让他知道。别的小孩说：‘你爸爸叫治安队抓去打死了!’他说：‘我爸爸没有死，我爸爸到平壤去了，金日成将军叫他赶大车呢!’说到这儿，他还把小拳头一伸：‘我叫我爸爸回来，把治安队统统杀死!’就是这话，也传到治安队耳朵里去了，他们就下狠心要害我这个四岁的孩子……”
大家静静地听着。朝鲜女人又接着说：
“治安队一来。就把我和孩子抓去，关住村西仓库里。那里陆陆续续抓来了三百多人。孩子不懂事，看见这里又黑又闷，就哭着说：‘妈妈呀，妈妈呀，把我放出去吧，放出去吧，我以后再不碍你干活了!’叫得许多人滴了跟泪。头一天，治安队没有动手，谁知道他们正在挖坑呢。第二天一早，仓库门唰啦一声打开，进来三四个狗东西，治安队长就指着我说：‘朴贞淑!你们一家过去有点太高兴了吧。你们分了我几坪地，把孩子绑在柱子上干活．我看你高兴得着了迷了。今天，我来替你照看照看这个孩子，让你往后干活也清静清静!’我一看，他们要抢我的孩子，就急了，我就说：‘你们这群没有人性的狗东西!你们杀了他的爹还不够，连这个不懂事的孩子也要毁掉么?告诉你，你们在这里是呆不长的!’这个坏蛋，嘿嘿冷笑了一声，说：‘朴贞淑!我也告诉你：日本人在这里呆了50年；这次美国人进来，要呆上一千万年!’说着就来夺我的孩子。孩子哇哇地哭着，朝我的怀里钻，两只小手紧紧地拉住我的裙子不放。这时候，我的心都要炸了，可是全身捆绑着动转不了，我就用脚踢他们，用牙咬他们。他们一枪把就将我打昏过去。等我醒过来，孩子已经没有了。整个屋子的人都哭个不住。他们告诉我，孩子临被枪走的时候，那些狗东西还在后面哗啦哗啦地拉着枪栓吓唬他，孩子一个劲地哭喊着：‘我不敢啦，我不淘气啦，我再不吃奶啦!’时间不大，治安队就进来说：‘你们别哭啰!你们的孩子已经埋起来了，到明年春天让他发芽!’……”
土坑周围的战士们，起初是悄悄地抹泪，这时已经有人抽抽搭搭地哭出了声。
“是谁在哭?”只听郭祥大声喊道。他目光炯炯地扫视着自己的连队，“今天，朝鲜老百姓，需要的是报仇，是敌人的血，不是我们的眼泪!”
他的喊声立刻止住了哭声。
“他们让我们的孩子发芽!”郭祥咬着牙说，“让他们瞧着吧，我们先要这群狗杂种在地下发芽!”
同志们静静地凝视着郭祥。只见他的嘴唇咬出了一排血印。
“阿姊嬷妮!”郭样转过脸问。“关着的三百多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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