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笑话，今天都成了原则问题!”
周仆示意陈国发，继续讲下去。陈国发说：
“打下太原，他一看提拔的不是他，当团参谋长的是二营长雷华同志，本营的副营长孙亮同志也到三营当了营长，他的情绪就唿噜一下子又下来了。他抱着上级发下来的提升命令发呆了，坐在那里总看了有两个钟头。那天，太原城里锣鼓喧天，大街上的老百姓扭着秧歌欢庆解放；他一个人买了两瓶酒，喝得醺醺大醉，还搂着我的脖子说：‘老陈哪!老陈哪!我的前途完啦!’我说：‘老陆，你看全国的形势多好，革命都快胜利啦，怎么能说没有前途？’他说：‘革命有前途，个人没前途哇!……过去打仗，不能说我不勇敢吧；工作方面不能说我不积极吧；这次攻城，第一个打开突破门的是谁?上次打姚家寨，第一个登上城墙的是谁?不说别的，单说我缴获的轻重机枪，一个房子也盛不下。可是革命给我的是啥，我个人得到的是啥?现在全国快解放了，革命也成功了，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改善了生活，连那些不革命、反革命的人都当起大官来了，我得到了什么呢?连一个老婆都没捞着!我得到的就是这么一身伤疤，一身臭汗!这不成了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么?这不是革命有前途，个人没前途么？…… ’我忙说，‘快别说了，叫战士听见影响多不好呵!你这不是从个人主义立场看问题吗?’他把眼一翻：‘老陈哪!你也来给我上政治课了，别说漂亮话打官腔吧，谁能够没有一点儿个人主义?没有个人打算的人是没有的!’我就说：‘算了，算了，等你思想搞通就好了。’他就大声说，‘我一辈子也搞不通!我躺在棺材里也搞不通!为什么提拔别人不提拔我?上次没有，这次又没有!雷华是仆么东西，我哪点比不上他!你说是德的方面，才的方面，资的方面，大家可以摊开来，逐点逐条地比嘛!哈哈，他现在爬到我的头上去了。还有孙亮，过去我一直领导他，我当排长的时候．他还在家端着大黑碗喝白粥哩，我当连长的时候，才不过是我们连小鬼班的班长，现在也跟我一般齐了。周仆当排长，比我早不了几天，现在人家是团政委了。某某和我是同一期军校的同学，当时也并不怎么突出，现在是师长了。跟我的几个通讯员，现在都是连级干部了，再打一两仗，说不定还赶过我去哩。老陈哪!我辛辛苦苦地闹革命，打了十年仗，我现在算是个什么呀，我的前途在哪里呀?……’我当时看他情绪很坏，就说，‘你这些意见，如果不好意思提，我可以帮你提提。’他马上说：‘那可绝对不能提，你只要捉一个字，他们就会说你是个人主义!’……”
“陈国发!”陆希荣尖锐地质问道，“一个同志酒后说了几句可能不太妥当的话，能不能拿到党委会上作为批判材料?”
“你平时也说过的。”陈国发说，“你还说过你有一个‘十年计划’?”
“什么十年计划?”大家惊奇地问。
“他平时很佩服咱们兵团的齐司令员，说他二十七八岁就当了师长。他说：‘按我这份才能，你看我多大岁数上能当师长，’我说我判断不出来，他说：’按我的计划，我不希望超过这个年龄。”’人们几乎笑出声来，有人嘲弄地说：
“这个计划不是没有完成吗?”
“是呀，”陈国发说，“他自己就讲：‘我今年已经快30岁了，已经超过齐司令作师级干部的年龄两三年了，连团级也不是，还有什么干头？我觉得一点精神劲也提不起来了。我这点革命性就像是用完了似的。’……”
人们忍不住笑起来了，陆希荣又羞又恼，悻悻地说：
“大家可以想想嘛!上级的干部政策是不是没有一点问题?!”
“当然有问题罗!”参谋长雷华涨红着脸说，“上级专门提一些‘不是东西’的人，却不提那些盖世无双的才子!叫我看问题大啦!”
周仆严肃地瞅了雷华一眼，带着批评的意味。意思是：不要在党的会议上讲反话．这会有损于一个党委委员的风度。
他又示意陈国发继续讲下去。陈国发说：
“自从解放大西北，咱们住在杨柳镇，他同一个皮毛商人关系特别亲热。他经常到那个商人家里，同他的女儿、姨太太喝酒，打牌。……”
“什么?你说什么?”周仆一惊。
“他经常到商人家里喝酒、打牌。”陈国发又重复说。
“你说清楚一些!”陆希荣愤怒地叫道．“并不是我要去，是人家三番五次地请找。人家对咱解放军那样热情，我们应该冷冷淡淡吗？这是一个军民关系问题，党的影响问题，政策纪律问题。再说，打牌只是随便地玩玩，并没有赌钱。你要向上级谈清楚些!”
“是，我是要谈清楚。”陈国发也强硬地说，“他们还送给他一对绣花枕头，一个上面绣着‘甜蜜之梦’，一个上面绣着‘祝君晚安’。都是商人的女儿亲手绣的。他们还结了干亲。……”
“什么?什么干亲?”周仆追问。
“商人有个一个多月的小孙子，拜他作了干爹。他同商人的女儿平常都是哥哥妹妹相称。叫得可热乎着哪!……他准备结婚买的那此东西，钱都是从商人那里借的。”
周仆气得脸都变了，沉了半晌才咬着牙说：
“陈国发，你真可以说是个自由主义的典型了。他同资产阶级发生了这样密切的关系．你都没有讲呀!”
“我看，不能说这个人是一般的资产阶级，”陆希荣立即反驳说，“人家原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