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有天下者不以一己之富寿康宁为福，而以百姓之和平安乐为福，此文帝所以不欲专飨而必与百姓共之也。历观前代人君，其好祷神祈福者，莫如秦始皇，乃身致乱亡之祸以及子孙，至今笑其愚；其不欲祷神祈福者，莫如汉文帝，乃身享治平之福以及子孙，至今颂其美。
可见人君之所以为福者，在德而不在祷矣。此又主百神者之所当知。原文 后元年诏曰：“间者数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
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废，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
细大之义，吾未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直解 文帝十七年，改为后元年。因连岁灾伤，下诏说道：“近来数年，五谷不收，今又有水旱疾疫之灾，百姓困苦，朕甚忧虑。
然变不虚生，必有所以致之者。但我愚暗不明，不晓得过失所在，想是朕之政令有所阙失，而行事或有过差欤？抑或上而不能顺天之道，下而不能尽地之利，明而人事乖戾失和，幽而鬼神怠废不祀欤？果何繇而致此灾变也？朕又思想莫不是百官之俸禄或缺，以致侵渔百姓；无用之兴作或多，以致滥费民财欤？
不然，何其民食之寡乏如此也？夫料度如今的田地，比古时不见加少；算计如今的人民，比古时不见加多。若以户口较量田地之数，不但比古时一般，觉得如今田地尚宽广有余，宜乎民食充足矣，而乃甚患不足者，其过咎毕竟安在？
莫非古时力本者多，用度有节，如今百姓却每每从事于商贾末艺，以妨害农功者太盛欤？或是造为酒浆，以糜费米谷者太多欤？又或是豢养六畜，而食人之食者太众欤？凡此小大的事理，我反复思之，未得其当，故特诏下御史大夫，可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以上及博士等官，大家商议。
但有可以消弭灾变，佐助百姓之急者，各任你每意见，为国家深远思虑，明白开陈，无所隐讳可也。”夫天灾流行，虽明君在上，不能必无。惟文帝不诿于适然之数，而反躬自责，博求所以弭灾之道，此所以虽有灾变，不为民害也。
当是时，百姓殷富，户口蕃息，有繇然哉。原文 班固赞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尉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
吴王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富庶，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直解 班固，是汉朝史臣，尝作《汉书》，于《文帝本纪》之末，赞美他许多好处，说道：“文帝即位以来，通计二十三年，所居的宫室、所游的苑囿、所乘坐摆列的车马、所服御的衣裳器物，一一都遵守先世之旧，无所增加。
若这苑囿地土等项，虽是旧时所有，或有不便于民的，便都从宽减省，以从民便，宁可使百姓得些便益，不肯厚于自奉，以妨民也。一日要在骊山上造一露顶高台，叫工匠来估计那所费的价值，说该用百金。百金是一千六百两。
文帝说：‘这百金资财，在民间中等人家，可勾十家的产业。今我承继着先帝的宫室，常恐享用过分，玷辱了这去处，又要那台何用？岂可兴此无益之工，而破费民间十家之产乎？’因此就停止了工作，其爱惜财用如此。文帝自家所尚的袍服，止用弋绨。
弋，是黑色。绨，是粗厚的缎匹。只取耐穿，不尚华采。当时有个慎夫人，是文帝所宠爱的。他穿的也是朴素的衣服，长不拖地；用的帷幕帐幔，也都不用文绣。自家敦尚朴素，以为百姓每倡率，使天下风俗都化为俭朴，其寻常服御如此。
生前预造陵寝在霸水上，叫做霸陵。这霸陵里面摆设的，都是瓦器，不用金银铜锡等物装饰。依着那山势便做葬处，不复筑土为坟，劳费民力，其山陵制度如此。南越王赵佗恃其强大，自称南越武帝，占据着海南地方，抗拒中国。
文帝不行诛讨，乃召其宗族兄弟，在中国的都与他官爵赏赐，以恩德怀服其心。其后赵佗感激，就去了帝号，自称藩臣，终身不敢倍汉。先年曾与匈奴单于和亲，约以长城为界，不相侵犯，后来匈奴背约，常时入边抢掠。文帝也不与他计较，只着各边将士提备防守，驱逐出边便罢，不曾发兵深入，惟恐损伤了百姓生命，多费了兵马钱粮，其制御夷狄如此。
吴王濞称病不朝，已有反谋，文帝道他年老，乃赐之几杖，免其来朝，并不曾发觉他的奸诈。群臣袁盎、晁错、贾谊等或上疏谏诤，或因事论说，虽常触犯忌讳过于切直，也都宽容，假借纳用其言，并不曾嗔怪他。将军张武曾受人馈送的金钱，事颇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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