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了东魏叛臣侯景，自取台城饥死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为盗贼不足忧，后宇文化及引兵犯御，尚自不知，卒死于彭城西阁之下。这是偏信则暗的证验。以此观之，人君之患，全在偏听，若能兼听群言，广纳众善，则耳目众多，那嬖倖之臣，不得专权擅宠，以壅蔽人主之聪明，而凡民情休戚，国事安危，件件得以上闻矣。
”太宗以其所言深切治体，遂称美而嘉纳之。大抵君德固以兼听为明，而兼听尤以虚心为本。所谓虚者，高明广大，无一物以遮隔之，如太虚然，乃所谓虚也。间之以嗜欲则非虚，参之以意见则非虚。人君平日，必须讲学穷理，诚意正心，以预养其静虚之体，然后本源澄澈，而视听不淆。
不然，中无受善之地，而外饰兼听之名，虽发言盈庭，何益于治哉！此明主所当留意也。原文 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鉴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 直解 这一段是记太宗君臣相警戒的说话。太宗一日对侍从等官说：“常人只说为天子的，以一人居天下之上，极其尊崇，凡事皆得自繇，无所畏惧忌惮。朕的意思却不是这等，盖天子上奉皇天，下临群臣，顶戴的便是皇天，无一处不鉴临，我何敢不畏惧！
环列的便是群臣，无一人不瞻仰，我何敢不敬惮！每思君德或未尽修，庶政或未尽举，上莫逃于鉴观，下莫掩于瞻视，兢兢业业，戒谨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尚恐怕所行或悖天理，不合皇天之意，或拂人情不副众人之望，获罪于上下而不自知，殊未尝无所畏惮也。
”魏徵对说：“人君为治，最患恃其尊贵，上不畏天之谴责，下不惮人之非议，以致骄奢纵逸无所不为。今陛下上畏皇天，下惮群臣，如此敬慎，天下自然太平，诚致治之要也。但人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愿陛下常存兢兢业业的心，日慎一日，到久后时，亦如今日，则天常眷佑，人常爱戴，这等才好。
毋使倦心一萌，渐不克终，以负今日之言也。”按太宗这段说话，与大禹告帝舜儆戒之谟相同，不独寻常人主，当置于座右，盖自古聪明圣哲之君，益多儆惧忧危之意。其德愈盛，其心愈下，其业愈广，其意愈谦，其时虽无虞，其自视常若天怒人怨，而危亡之立至者，此二帝三王所以长治久安，而万世称隆也。
若桀纣狂愚，谓人莫己若，谓天不足畏，遂以一人纵于民上，自取灭亡，为后世笑。有天下者，可不戒哉！原文 颉利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
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直解 此时突厥颉利可汗以部落多叛，要内附中国，乃上表请求入朝。太宗与侍臣说道：“向日突厥强盛的时节，他部下挽弓骑射之卒，约有一百万人，凭恃其众，欺陵我中国，意得志满，因此骄纵，残害十五部落，大失众心。
今自求归附，非其众叛亲离，力困势穷，安肯降顺如此。朕闻此事，又且欢喜，又且警惧。所以欢喜为何？盖边境不安，全是此虏为害，今突厥衰弱，不来侵犯，则边境小民，得以安宁矣，岂不可喜！所以警惧为何？盖突厥失民，繇于骄恣无道所致，朕或行政失道，他日民心背叛，国势衰微，也将与突厥今日一般，岂不甚为可惧乎！
卿等宜体朕此意，凡朕有识见不周，举动不一的去处，须要苦言极谏，以助朕之不及，不可缄默自全，陷朕于失道之地也。”大抵人主抚有天下，莫不喜盛强而惧衰弱。然衰弱之形，每伏于盛强之日，故人能惧祸于已然，而不能惧祸于未然也。
唯圣王忧深而虑远，早见而豫图，当盛即忧其衰，处强即虑其弱，是以兢业常存，而盛强可常保也。《易经》有示危者，保其安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太宗因突厥入朝而惧，其意实本于此。原文 太常少卿祖孝孙，作唐雅乐。
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物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繇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繇乐也。
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直解 《伴侣曲》、《玉树后庭花》，都是乐曲名。
初，唐高祖命太常少卿祖孝孙定乐律，孝孙以为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为有唐一代之正乐，叫做雅乐，至是奏之。太宗因与群臣议论说：“自古圣人治定制礼，功成作乐，不过托之仪文器数，以制人之情，宣人之和，设行教化而已，若论政治之隆盛衰替，岂繇于此？
”御史大夫杜淹说：“近代齐后主将亡，作《伴侣曲》，陈后主将亡，作《玉树后庭花》，这两般歌曲，其声音凄切，正所谓亡国之声哀以思，那时行路的人听得，也都悲哀流涕，可见乐音有邪正，而人心之哀乐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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