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
”皇甫镈深恨之。直解 宪宗一日问宰相说：“先朝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初时朝政清明，天下治安，后来祸乱遽起，破国亡家，这是何故？”宰相崔群对说：“玄宗初年所用的臣，是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都是忠直君子，专以正道辅佐玄宗，使励精勤俭，所以国家理治；后来所用的臣，是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奸邪小人，专以谄佞诱引玄宗，使纵情奢侈，所以国家危乱。
可见人君用人，或得或失，治乱随之，所系极重，非可轻忽也。今人都说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玄宗避寇幸蜀，为乱之始；臣独以为从开元二十四年，玄宗罢张九龄的相位，专用李林甫，自此小人得进，君子皆退，朝廷不闻直言，不行善政，是乃治乱之所繇分也。
臣愿陛下以开元初年的事为法，选用贤臣如姚崇等诸人，必信任之，与共图治理；以天宝末年的事为戒，辨别小人如李林甫等诸人，必黜远之，以防其乱，则可保久安长治，乃社稷无疆之福也。”时朝臣中皇甫镈正是个邪佞小人，闻崔群所对，切中其病，遂深恨之。
夫古之英君，始未尝不用君子，然多不能保其终者，盖繇天下已治，每厌勤劳而喜逸乐。厌勤劳则但见君子之拘捡，而势必见疏；喜逸乐则但见小人之可狎，而情必相契。所以始治终乱，皆出于此，非独玄宗、宪宗为然也。欲任贤臣以成无疆之休者，其深鉴之。
原文 帝问：“玄宗开元时致治，天宝则乱，何一君而相反耶？”李绛曰：“治生于忧危，乱生于放肆。玄宗尝历试官守，知人之艰难，临位初，任姚崇、宋璟，励精听纳，故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洎林甫、国忠得君，专引倾邪之人，分总要剧。
于是上不闻直言，嗜欲日滋。内则盗臣劝以兴利，外则武夫诱以开边，天下骚动，故禄山乘隙而奋。此皆小人启导，从逸而骄。系人主所行，无常治，亦无常乱也。” 直解 宪宗一日问宰相李绛说：“玄宗开元时政事修举，天下太平，到天宝以后，盗起兵兴，宗社几于不保，一君之身而前后治乱相反，其故何也？
”李绛对说：“治乱无一定之数，有一定之理。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一念之忧勤；乱不生于乱，而生于一念之侈肆。玄宗在藩邸时，典领州郡，历试官守，备知民情疾苦、时事艰危，所以即位之初，任用姚崇、宋璟为相，励精治理，心志清明，听纳忠言，耳目无壅，故其时前后左右无一个不是正人，相导辅翼者无一件不是正事，天下安得而不治乎！
到天宝以后，奸臣李林甫、杨国忠蛊惑上心，操弄国柄，排抑正直之士，使无所容，而专引倾邪险诐之人，令其分布要区，总领繁剧。繇是朝廷之耳目敝塞，忠言不得上闻，君心之嗜欲日滋，声色从而杂进，内则盗臣王等搜括缗钱，劝以兴利，外则武将高仙芝等邀求功赏，诱以开边，以致百姓困于科求，三军疲于征战，怨声四起，天下骚然。
故贼臣安禄山乘此衅隙，顿生祸心，一旦变起渔阳，而大驾蒙尘，两京失守。此皆繇小人欲希图宠幸，专以荒淫侈肆之事，启导君心，使之纵耳目之娱，穷心志之乐，其骄逸如此，国事安得而不坏，天下安得而不乱乎！繇此观之，治乱系人主所行，行得其道则治，行失其道则乱。
恃其治而萌侈肆之心，则治将变而为乱；惧其乱而厉忧危之念，则乱可变而为治。治乱果何常之有哉！”按李绛以忧危放肆，分别开元、天宝之治乱，其言固甚当矣，而不知天宝之乱，正开元之治有以启之也。盖艰难之际虽庸主皆知勉图，而治平之时，即贤君不免骄佚。
开元间海内富庶，兵革不兴，玄宗自谓天下治安，所以侈心渐肆。使其知有天宝之乱，岂肯安危利灾一至于此极乎！故圣人处极盛之时，而愈切怠荒之儆，其虑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