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所能兼照，必须信贤相，事事咨谋，不使小人得以参之，然后天下可得而理。德宗性多猜忌，往往自任其聪明，不肯信任宰相，至于事有不达处反别访他人而信之，是使奸邪之人得窥见其意，乘此间隙，壅蔽聪明，播弄威福，人主日堕其计中而不知矣。
政事不理，实繇此之故也。”宪宗说：“卿言固是。然此岂尽是德宗的过失，朕幼时在德宗左右，见德宗行事有失，当时宰相也都不肯再三执奏，皆怀禄偷安，以致朝政不理，大难屡作。卿等宜以德宗时宰相为戒，朕行事一有不当便须谏正。
或朕不从须极力陈奏至于再三，必得请而后已，不可畏朕谴怒，遂止而不谏，如德宗之臣也。”夫上有纳谏之君，斯下有敢谏之臣。贞元间陆贽为相，非不谆谆切谏，而德宗耻屈于正论，反加摈黜，则忠言安得复闻。政事之不理，孰谓非德宗之过哉！
宪宗擢用直臣，导之使言，有太宗赏谏之风焉。此元和之治，所以远迈贞元也。原文 李吉甫尝言：“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绛曰：“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为恶，岂得为忠！”上曰：“绛言是也。
” 直解 宪宗之时，吉甫与李绛并为宰相，吉甫尝在上前奏说：“为人臣者遇君上有过，固不可不谏，若谏之不从，亦不可再三强谏。强谏君既不喜，臣亦不得自安，何益之有！宜且顺从君意，使君心喜悦，臣心亦安。臣主之间情意和同，岂非至美之事乎！
”李绛辩说：“不然，人臣之于君休戚相关，情犹一体，故遇君上有过即当谏，谏而不从，亦当冒犯颜色，反复开导，如良药苦口，期于攻拔其病，凡朝政某事为得，某事为失，一一指陈，无所隐讳，必求其从而后已，这才是尽心为国的忠臣。
若只图谀悦取容，自求安便，使主德日损，国事日非，分明是陷君于有过之地也，岂得谓之忠臣乎！”于是宪宗称说：“李绛说的是，如吉甫所言，只务面从，非引君当道之义矣！”夫忠臣爱君，本欲上下相安，岂是好为强谏。
但国事利害，安危所系，有不容不激切直言者。人主能谅其忠爱之心，略其激切之迹，听之若流水，从之若转圜，则上无拒谏之失，下无能谏之名，主圣臣直，相得益彰，斯可谓之安矣。若如吉甫之言，君骄臣谲，丧亡无日，虽欲安，得乎！
原文 上尝于延英殿谓宰相曰：“卿辈当为朕惜官，勿用之私亲故。”李吉甫、权德舆皆谢不敢。李绛曰：“崔佑甫有言：‘非亲非故，不谙其才。’谙者尚不与官，不谙者何敢复与！但问其才器与官相称否耳。若避亲故之嫌，使圣朝亏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
苟所用非其人，则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直解 宪宗尝御延英殿，面谕众宰相说：“朝廷官爵所宜慎重，卿等当为朕爱惜官爵，选授贤才，切不可假此偏厚亲戚故旧，以市私恩。”于时，李吉甫、权德舆都谢说：“臣等不敢徇私。
”李绛独奏说：“大臣用人，辨别责审，举错贵公，固不可以亲故而私厚，亦不可因亲故而避嫌。臣闻先朝宰相崔佑甫，因德宗说他用人有私，他辩说：‘用人之道，须是知其才之可用而后用之，若不是亲不是故，安能审知其才。
’审知其才的尚不敢把官与他，那非亲非故，平素不相识的人，又何敢轻与之官。佑甫之言如此，可见选用官员不必论他是亲是故，只看他的才器与其官职相称否。其才能不称者断不可用；若才称其官本属可用，却仍拘泥亲故，避嫌不用，使堂堂圣朝遗弃贤才，亏损多士之美，此乃苟偷安便，自私自利之臣，非荡荡平平、至公无私之道也。
若臣等果有徇私情弊，任用非人，则朝廷自有常刑。圣明在上，人臣谁敢逃死，一听朝廷处治耳。但因此远避嫌疑，以致贤才屈抑而不得用，则负国家不忠，且罪尤大，臣不敢也。”宪宗深然其言，说：“大臣用人之道只在秉公，不在避嫌，正如卿所论也。
”按李绛之言，虽大公无我之论，但自古人臣，公忠者少，偏私者多。奸邪小人，招权纳贿，贤否倒植者，固不足论，虽名为君子，而其好恶爱憎，一有所偏则用舍举错之间，亦有拂人心而违公论者。宪宗之戒，为人臣者皆当以之自省也。
然人主之职，唯在于择相。相得其人，则一君子用而群贤类进，公道自尔其昭明；相非其人，则一小人用，而群邪满朝，私党渐从而盘据。故周公居冢宰，在位皆蔼蔼吉人；皇父为卿士，所用皆琐琐姻娅。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自古然也。
任相者当辨之。原文 上问宰相：“人谓外间朋党大盛，何也？”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者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
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耶！” 直解 朋类私相交结，聚成党与，叫做朋党。宪宗时，有等小人欲害君子，因在宪宗面前说：“近来朋党甚盛，宜加禁治。
”宪宗疑之，乃问于宰相，说：“人言外边朝臣都结成朋党，其势甚盛，这是何故？”李绛对说：“自古人君，只要人臣奉公忘私，其所甚恶者，是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之人。故小人谮害君子者动必曰朋党，以触人君之所甚恶而中伤之，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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