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宗皇帝，名杰，懿宗第七子，在位十六年。为朱温所弑，唐亡。原文 《历年图》曰：“高祖举晋阳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长驱，奄有关中。命将出师，扫除乱略，遂降李密，系建德，擒世充，芟武周，剪黑闼，夷萧铣，六年之中，海内咸服，何成功之速哉！
盖以太宗之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网罗俊乂，好用善谋，乐闻直谏；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措之于袵席之上；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颈阙庭，北海之滨悉为州县。
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 直解 宋臣司马光纂集诸史，每一代为一图，历叙其治乱兴亡之迹，谓之《历年图》。这一篇总叙唐朝的事，从高祖起，说唐祖李渊在隋时，原封为唐国公，留守晋阳。
因见炀帝无道，民穷盗起，遂举晋阳精兵，承亡隋之弊，州县空虚，攻下汾、霍诸郡，席卷长驱直抵西京，尽有关中之地以为根本。于是遣将出兵，扫除群盗，遂降李密于洛口，系窦建德于虎牢，擒王世充于洛阳，芟刘武周于马邑，剪刘黑闼于山东，夷萧铣于江陵，不出六年之间，僭伪悉平，海内咸服，何其成功之速，一至于此哉！
盖因有太宗世民为之子故也。使无太宗，则高祖原无大志，岂能创业垂统，开有唐一代之治哉！太宗具文武全才，聪明勇略，高出前代人主之上；又能驱策一世之英雄，使皆效其死力；网罗四方之俊乂，使皆竭其才能；群策毕举，凡善谋忠计皆嘉纳而不遗；言路大开，虽直言极谏，亦乐闻而不厌；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而安置之于袵席之上；使昔之相聚而为盗贼者，皆化为善良之君子；昔之愁苦而呻吟者，皆转为太平之讴歌；男耕女织，衣食有余；讼简民淳，刑措不用；威德日隆，虽强如突厥之长，亦系颈于阙庭；土宇日广，虽远如北海之滨，都设立为州县。
盖自三代以来，中国之盛未有如此也，亦可谓不世出之主矣。惜其好尚功名，徒以智勇创造基业，而不能修礼乐以化民。且胁父臣虏，不可以言孝；弑兄杀弟，不可以言友。父子兄弟之间，惭德愧行亦已多矣。夫帝王之治，未有不自修身齐家以及天下者也。
太宗之内行不修如此，是岂足以以语帝王之治哉！原文 “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斫丧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缙绅，迹其本源，有自来矣。中宗久罹忧辱，备尝险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粪土之墙，安可污也。睿宗鉴前之祸，立嗣以功，所谓可与权矣。
明皇能谋有断，再靖内难。开元之初，忧勤庶政，好贤乐善，爱民利物，海内富庶，四夷宾服，浸淫于贞观之风矣。及天宝以降，自以功成治定，无有后艰。志欲既满，侈心乃生；忠直浸疏，谗谀并进；以游娱为良谋，以声色为急务；以李林甫、杨国忠为周、召，以安禄山、哥舒翰为方、虎。
痈疽结于心腹而不悟，豺狼遁于藩篱而不知。一旦变生所忽，兵起边隅，庙堂执檄而心醉，猛将望尘而束手，腥膻污于伊洛，流血染于河潼，乘舆播荡，生民涂炭，祸乱并兴，莫可救药，使数百年之间，干戈澜漫而不息。乌乎！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 直解 伊洛，指唐之东京，在今河南府地方。河潼，指唐之长安，在今西安府地方。《历年图》又叙说：“高宗承平之时，沈溺宴安，怠荒无度，即其依向不忍虽似仁慈，而柔懦不振，全无威武。
其最得罪于宗社者，在立武氏为后，使其专权窃柄，斫丧唐家元气，杀害李氏子孙，诛逐缙绅之忠直，改唐为周，酷烈无比。究其本源，都因高宗昏弱无为，酿成此恶，其祸有自来矣。至于中宗初时为武后所废，居房州十三年，每欲自杀，遭忧辱如此之久，受险阻如此之多，宜其知所儆惕矣。
一旦复了帝位，乃不鉴武氏之祸，又宠信韦后，荒淫不改，致国事日非，身且不保，是其天性昏庸，难以匡弼。殆孔子所谓粪土之墙，不可加以粉饰者也。睿宗鉴前代祸乱，欲早立太子，因次子隆基有诛韦氏之功，遂舍长子成器而立隆基，以绝祸本，是为玄宗。
舍嫡立功，虽非经礼，亦可谓能行权矣。玄宗为人，多谋略，有刚断，初诛韦氏之乱，后寝太平公主之谋，凡两清内难，皆以谋断成之。开元之初，忧勤庶政，所用的都是正人，有好贤乐善之诚；所行的都是惠政，有爱民利物之泽。
二十年间，海内富庶，四夷宾服，内宁外谧，骎骎乎有太宗贞观之风矣。及至天宝以后，见天下太平无事，自以为功成治定，无复后患。于是志欲既满，侈心遂生；恶谏诤而忠直浸疏，狎群小而谗谀并进；耽逸乐，则不念万机，而以游娱为良谋，以声色为急务；任将相则不辨忠邪，而以奸臣李林甫、杨国忠为周公、召公，以番将安禄山、哥舒翰为方叔、召虎。
奸佞在朝，譬如痈疽生于心腹，将要溃裂犹且不悟；强胡当道，譬如豺狼近在藩篱，将要噬搏尚然不知。一旦安禄山发兵十五万，反于范阳，变生所忽，兵起边隅，庙堂之上平素不曾设备，宰相执着传的檄书，吓得痴呆如醉，无计可施。
一时猛将平素不曾习战，望见贼的烟尘，都束手就缚，无兵可调，遂使贼众横行，两京失陷，腥膻之气污秽于伊洛，杀人之血流染于河潼，车驾播迁，仓皇入蜀，所在生民，尽遭屠戮，而祸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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