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强。旧制，外家男子不许入宫朝见。神宗以太后年事已高，心中必思念至亲骨肉，屡请召太后弟曹佾入见，欲以承顺其意。太后初间不许，及后神宗请之不已，日久方许。及宣佾入见，才得少顷，太后便与佾说：“这宫禁之地，非汝外人所当得留。
我岂可徒徇私情，不顾祖宗家法。”即时遣令出宫。其内治之严如此。神宗尝以燕蓟本中国地方，自石晋时陷入契丹，为虏久据，要兴兵取之。与大臣计议已定，奏知太后。太后说：“这事情关系甚大。大凡吉凶悔吝，繇动而生。
惟安静无事，可以获福。今取得燕蓟，不过南向而坐，受百官朝贺而已，更何加益。万一不成，则兵连祸结，仇杀无已，此乃生灵性命所系，岂可轻言。若这燕蓟地方，可以容易取得，昔太祖、太宗的时节，兵精将猛，所向克捷，那时必已收复久矣，何待今日。
况今日钱粮兵马大非太祖、太宗之时可比，而欲取其所不能取，不亦难乎！”于是神宗感悟，奏说：“敢不谨受教训。”自此不言取燕蓟矣。夫太后以一妇人而知天下之大计，神宗受命，其不妄兴，可谓伟矣！不然，宋室之祸将不待靖康而始烈也。
史又称太后性慈俭，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左右臣仆毫分不假借，宫省肃然。其坤仪纯备，可以为万世宫闱之法矣。原文 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既而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
”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司马光既入，上言新法之弊：“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不可泥三年不改于父道之说。”而当时进言者犹谓三年无改父道，欲稍稍损其甚者。公毅然争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变。
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也。况太皇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乃定。直解 登州，即今山东登州。先是司马光居洛阳十五年。及神宗崩，哲宗即位，遂以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天下闻司马光入相，无不欢呼相庆。
适有知登州苏轼被召还京，沿路的人相聚号呼，向苏轼说：“朝廷用司马相公，实天下生灵之幸。为我寄谢司马相公，慎勿轻去朝廷。愿厚自爱护，相天子以全活我等。”是时天下之民憔悴困苦，皆引领拭目，愿观新政。其系天下之望如此。
司马光既入京，即上疏极论新法之弊，且言：“为治当顺人心。陛下近来小小改易新法，远近便举手加额，交相庆贺。人心望治，有如饥渴。陛下急宜俯顺人心，不可拘泥三年无改父道之说，致失民望也。”盖当时进言者谓神宗初崩，不宜遽反其所为，犹执三年无改父道之说，欲稍稍去其太甚者。
司马光毅然争之说：“先帝之意本欲爱养斯民，其法出自先帝者，未常不善，虽百世不可易。若王安石、吕惠卿所立，元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出民于水火之中，岂可缓也。况今太皇太后主持于上，就使有所改革，亦是以母改子，非是以子改父，何得拘三年无改之说。
”于是众议乃定，遂尽罢保甲诸法。按司马光历事先朝，忠谋谠论，始终不渝，其系天下之望久矣。故其居洛也，天下惟恐其不为宰相。其既相也，天下惟恐其去朝廷。而外夷之人亦且谓中国相司马，慎毋生事。贤相之为国家重如此。
然则人主之谕相，可不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