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书记吧!《全国法治探讨》杂志的两名记者要求采访石杨县，经请示省委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同意他们采访你，请你实事求是地就石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谈谈你的看法。’’
接完电话，裘耀和感到《全国法治探讨》杂志记者采访他却通过省委和省委宣传部，说明他们并非一般报纸杂志，他甚至想到目前中国正在向法治化过渡，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入，商品经济的Et益发展，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越来越纷繁复杂，传统的经济管理手段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越来越重要和迫切。
夜已经很深了，裘耀和放下平时必读的经济管理书本，开始认真研究法律和法治。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裘耀和同《全国法治探讨》杂志的两位记者见面了。两位记者一位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王千，是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人，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80年代中期毕业的法律女硕士朝澎。
见面之后，朝澎说：“裘耀和书记，我们这次到石杨来，并不是一般记者的新闻采访，而是想和您共同探讨、研究中国到底怎样遏制人治，建立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
裘耀和严肃地说：“关于人治和法治，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你们二位是专家，而我只是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一个地方县官员，还不能说对法治有多深的见解，只能就自己这一年多来的感受，谈点个人见解。”
王千说：“这也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感谢裘书记接待我们。”
裘耀和说：“中国是一个封建统治历史悠久的国家，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在中国‘为政在人，的积习很深，如果不对人治和人治思想进行彻底改变，就很难真正树立起法的权威，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许多问题的是非睦直，不是依靠法律条文，往往是由个别领导来裁决，从而造成许多问题上争论不休。”
朝澎说：“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在解决‘人治’问题上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目前，有些单位家长式作风依然很严重，主要领导的绝对权力没有监督、制约，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裘耀和说：“说到这个问题，还应该从我们国家是一个封建统治国家说起。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一个国家的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每个王朝最高统治者无一不总揽全国军事、政治、经济、司法大权，所有政事只听凭一个人独断专行。‘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唯予一个有佚罚’，‘听予一人之作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了防止大权旁落，致使‘三公九卿，形同虚设”。皇权至高无上，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皇族和外戚分享着特殊尊荣。汉、唐、明等朝代都有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政治的变故和权力的倾轧外，没有哪位皇帝是活着时主动让位的，至于每一朝代的各级官吏的选拔和委任，无论是分封制、荐举制、九品中正制，还是后来的科举制，几乎无一例外地保障他们终身乃至世代为官的特权。”．
王千拍着手说：“说得好，说得好!”
裘耀和继续说：“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人治和人治思想依然有它的市场，人治是中国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经济现代化要求必须实行法治，彻底摒弃人治。法治是近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近代西方的法治，推动了西方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自由竞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明确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责、权、利关系，必须实行商品的等价交换，保护企业之间的竞争，必须提高工作效率和商品信誉；必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经济、企业、社会……所有这些，都必须实行法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所要求的。”
朝澎又问：“裘书记，现在网上对您的一些做法持有不同观点，恕我直言，您是否认为您的这些做法带着严重的‘人治’色彩呢?”
裘耀和坦然一笑说：“也许这个问题才是你们此行的真正目的。老实说，我也经常反思我的做法。比如让小偷在电视上亮相，比如扣干部职工工资修路，比如小城镇建设问题，等等，这些做法都带有‘人治’的色彩，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人治来实现法治。‘法治’的行为主体是人，是广义‘人治’的一种特殊形式，世界上没有离开人操作的法治，在实践中，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推行的办法就是明证。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杰弗逊等多位政治家以政治人格推动和坚守法治，也是明证，只不过要多几个志同道合者坚持推动、沉淀法治这一政治文化，积累‘人治’向‘法治’异化的条件而已。”
王千问：“网上说您是反腐铁腕人物，您到石杨之后不仅进行‘三禁一打’，还进行了反腐败斗争，一举抓了1名副地市级领导、6名处县级、几十名科级干部，您自己怎么看待呢?”
裘耀和说：“社会治安需要、人民需要一个祥和的生存环境，这是广大群众的共同声音，这不是对哪一个人的做法的否定。打击犯罪，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这是共产党历来的宗旨。我们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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