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地，而渭南的人，与散地为邻者当不远于镐京，已称王了。不知在汉中有没有疆土，在巴蜀当然是没有的。若关东则北有河东，南涉江汉南北达二千余里）。我们尤感觉南国在西周晚年最繁盛，南国的一部本是诸夏之域，新民族（周）到了旧文化区域（诸夏）之膏沃千里中（河南江北淮西汉东），更缘边启些新土宇（如大、小《雅》所记拓土南服），自然发生一种卓异的文化，所以其地士大夫家庭生活，“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周南》《召南》是这一带的诗，《大雅》《小雅》也是这一带的诗，至少也是由这一带传出，其较上层之诗为《雅》，其较下层之诗称《南》。南国盛于西周之末，故《雅》《南》之诗多数属于夷厉宣幽，南国为荆楚剪灭于鲁桓庄之世，故《雅》《南》之诗不少一部分属于东周之始。
已是周室丧乱后“哀以思”之音。二《南》有和其他《国风》绝然不同的一点：二《南》文采不艳，而颇涉礼乐：男女情诗多有节制（《野有死麕》一篇除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只在二《南》里适用，其他《国风》全与体乐无涉（《定之方中》除外），只是些感情的动荡，一往无节制的。
《周南》《召南》是一题，不应分为两事，犹之乎《邶》《鄘》《卫》之不可分，《左传》襄二十九，吴季札观乐于鲁，“为之歌《周南》《召南》”固是不分的。诗的阶级 以地望之别成乐系之不同，以乐系之不同，成《诗三百》之分类，既如上所说，此外还有类分《诗三百》的标准吗？
曰应该尚有几种标准，只是参证的材料遗留到现在的太少了，我们无从说确切的话。然有一事可指出者，即《颂》，《大雅》，《小雅》，二《南》，其他《国风》，各类中，在施用的场所上颇有一种不整齐的差异。《大雅》一小部分似《颂》，《小雅》一小部分似《大雅》，《国风》一小部分似《小雅》。
取其大体而论，则《风》《小雅》《大雅》《颂》各别；核其篇章而观，则《风》（特别是二《南》）与《小雅》有出入，《小雅》与《大雅》有出入，《大雅》与《周颂》有出人，而二《南》与《大雅》，或《小雅》与《周颂》，则全无出入矣。
此正所谓“连环式的分配”，图之如下： 今试以所用之处为标，可得下列之图，但此意仅就大体言，其详未必尽合也。〔注〕《邶》《鄘》《卫》以下之《国风》中，只《定之方中》一篇类似《小雅），其余皆是民间歌词，与礼乐无涉（王柏删诗即将《定之方中》置于《雅》，以类别论，固可如此观，然不知《雅》乃周室南国之《雅》，非与《邶风》相配者）。
故略其不齐，综其大体，我们可说《风》为民间之乐章，《小雅》为周室大夫士阶级之乐章，《大雅》为朝廷之乐章，《颂》为宗庙之乐章。诗篇之次序 今见《诗三百》之次叙是绝不可靠的，依四始之义，这次叙应该是不可移的，至少首尾如此。
但这是后来的系统哲学将一总集化成一个终始五德论的办法，是不近情理的。不过传经者既以诗之次序为不可移，乃有无数的错误，即如《大雅》内时代可指的若干诗中，因有一篇幽王时的诗在前，乃不得不将以后的诗都算在幽王身上了。
这个毛病自宋人起已看出来，不待多所辩证，现在但论《大雅》中几篇时代的错误。《大雅》的时代有个强固的内证。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时的，这可以《崧高》《烝民》为证。《崧高》是吉甫作来美申伯的，其卒章曰：“吉甫作颂，其诗孔硕。
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是吉甫作来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而仲山甫是何时人，则《烝民》中又说得清楚：“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四牡骙骙，八鸾喈喈。
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史记·齐世家》： 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按，年应作岁，传说谓太公卒时百有余岁也），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按，哀公以前齐侯谥用殷制，则《檀弓》五世反葬于周之说，未可信也）。
哀公时纪侯潜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
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按，厉王立三十余年，然后出奔彘，次年为共和元年。献公九年，加武公九年为十八年，则献公九年乃在厉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时，或厉王之初，未尝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则仲山甫徂齐以城东方，当在此时，即为此事。
至献公徙临菑，乃杀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转为之城临菑。《毛传》以“城彼东方”为“去薄姑而迁于临菑”，实不如以为徙都薄姑。然此两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时，即在厉王之初，此外齐无迁都事，即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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