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心理，所以要删郑卫。只有章如愚的见解是极透彻的。他说：“正使学者深维其义，而后可以自得。诗人之义，不若《春秋》《易》之微。学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知。”这真透彻极了。程伯子是个聪明不过的人，对于《诗经》很有些远妙的见境。
他虽然说《诗序》是国史做的，我们却可翻过来借他这话证明《诗序》的不可靠。因为他说，若“不是国史做的，孔子又如何凭空做出来”（这话的原文忘了，意思确是如此）。朱子这部《集传》也还有几分道气，但是它的特长是： （1）拿诗的本文讲诗的本文，不拿反背诗本文的《诗序》讲诗的本文。
（2）很能阙疑，不把不相干的事实牵合去。（3）敢说明某某是淫奔诗。就这几项而论，真是难能可贵了。虽然他还有他的大缺点，但是总算此善于彼的。他虽不曾到了“文学的诗”的境界，却也在道学的诗派中，可称最妥当的，实在是有判断、有见识、能分析、能排众议的著作（朱子这两部书，很被当时人和后人攻击）。
现在我把他解一番，奉请读者诸君：（1）学他的敢于推翻千余年古义的精神；（2）学他敢于称心所好，不顾世论的魄力；（3）再把《诗经》的研究更进一步，发明文学主义的《诗经》。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忽然想起《诗经》的诗，只有一种最大的长处，就是能使用文学的正义。
文学的至高用处，只是形状人生，因而动起人的感情，去改造生话；决不是丧志的玩物。《诗经》里的哀怨之词，虽然出在劳夫怨妇的口里，却含有许多哲义。这种“不平之鸣”、天地间的至文，都如此的。所以《诗经》（专指《国风》《小雅》）的文学主义比它的文学手段更是重要，可惜我为篇幅所限，现在不能畅畅快快说了。
（选自《故书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