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银河奖，收到有效选票5980张，其中个人票5620张，各地科幻迷协会集体票332张，网上投票28张。编辑部把每篇作品的得票数公布。编辑部在“编者按”中说：“中国科幻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几个编辑一群科幻作家默默无声的笔耕生活，而是由许多公众共同参与构建的一个精神会所，一个日益扩展的文化市场。
”编辑部说，之所以从去年开始，把掌握在编辑与专家手中的投票权交到了读者手中，是因为读者最终的购买行为，决定了科幻作品的传播幅面，决定了一个科幻作家知名度的高低，最终也决定了科幻文化市场的大小。这也成为今天科幻的指针。
1999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全国高考的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高考前一周出版的《科幻世界》第七期竟与高考作文题“不谋而合”——该期卷首刊登的是《科幻世界》主编阿来的文章，讲述记忆移植实现人类长生不老的梦想。
同期的“每期一星”栏目发表的《心歌魅影》，也是一篇以记忆移植为题材的科幻小说。这再一次引发科幻热。1999年，《科幻世界》定价为5.00元。发行量从1995年不到10万册，增至36万册。在许多城市，它已成为街头书报摊上的一个不可缺的品种。
“每天我们要接到大袋大袋的信件，一封封看完很费时间。”后来担任《科幻世界》社长的阿来说。《科幻世界》办了科幻迷俱乐部。编辑们深入学校，办起了自己的网站。杂志还适时推出科幻文化衫、帽子。1999年，《科幻世界》，产值达到两千万元。
杂志社开始置地建楼。四进入21世纪，我到编辑部的机会就更多了。我应邀参加银河奖、星云奖颁奖仪式，《科幻世界》杂志还给我报销火车票，提供住宿，从最初的两个人合住，到提供单人间。编辑部也改造成了大平面，编辑都用电脑，桌上摆满世界科幻的各种书籍资料，让人羡慕。
2007年由《科幻世界》主办的世界科幻大会，声势更大了。我见到了岩上治，见到了尼尔·盖曼（Neil Gaiman）。科幻作家们在毛泽东站像后的省科技馆里，进行学术讨论。大量的粉丝从全国各地赶来，见到刘慈欣，眼含热泪。
他们在广场上，表演《三体》中的人列计算机，其热情，让外国人非常吃惊，始知成都才是世界科幻真正的圣地。这次会议刚结束，我又与吴岩及《科幻世界》社长秦莉、总编姚海军赴日本横滨出席世界科幻大会，大开眼界。推动《科幻世界》在新世纪继续发展、再创辉煌的，有阿来和秦莉两位社长。
阿来就是那位获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最初我见到他，只是一位站在门口，代表《科幻世界》，向记者发红包的“打杂工作人员”。阿来时期，科幻创作的文学性得到了增强。2002年，《科幻世界》推出了新生代作家的专刊。
主要的科幻作家，包括刘慈欣，每人都有一辑。我也有一辑。有《看的恐惧》、《天下之水》等。新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科幻事件，是刘慈欣的横空出世。他实际上正是《科幻世界》培养的作家。2006年《三体》开始在《科幻世界》连载，2008年出书。
在发掘刘慈欣的过程中，《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起到了关键作用。1997年，我第一次见到姚海军。他本是黑龙江伊春市伊敏林场的一名普通职工，从小热爱科幻，1986年自办科幻刊物《星云》，在科幻圈影响很大。他最终成为中国科幻领军人物，被称为中国的坎贝尔（John Wood Campbell，世界级的科幻编辑，培养了一系列科幻大师），堪称“中国梦”的代表。
1997年，姚海军当时正在流浪。他说，他连回黑龙江的车费都不够，还是韩松等人凑钱给他的。但这个事我记不得了。大刘的几乎所有成名作，都发表在《科幻世界》上，包括被人津津乐道的《地火》、《流浪地球》、《乡村教师》等。
他的长篇也主要是《科幻世界》出版的。我听刘慈欣说，很奇怪，如果不是由《科幻世界》出版的，就卖得不太好。在姚海军的主持下，《科幻世界》推出了两项重大的工程：“中国科幻基石”丛书和“世界科幻大师”丛书。中国本土原创科幻长篇小说有了发表平台，而世界上几乎所有有影响的科幻名著都被译进了中国。
除了上世纪90年代推出王晋康、刘慈欣、何夕等新生代作家，在新世纪，《科幻世界》还培养出了中国的更新代作家，包括陈楸帆、飞氘、江波等年轻人。[3]但21世纪的中国，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人们的阅读选择多样化，《科幻世界》发行量再次下降。
2014年不到20万册。我听杂志社的编辑说，很多作者不会写故事，不知道怎么精彩地表述一件事，打动读者的心。不知道这跟中国近年的学校教育质量有何关系。另外，这与科幻出版的重心转向图书也有一定关系。2012年后，每年中国出版的科幻书都在100种以上。
而科幻第一大国美国大概是400种。杂志还遇到了别的冲击。秦莉之后，担任社长的是四川省科协“空降”而来的李昶。2010年3月21日，署名“《科幻世界》全体员工”的一封公开信在网上流传，“随着李昶同志走马上任，《科幻世界》这本原本极具雄心和视野的杂志，很快变成了井底之蛙、鼠目寸光。
《科幻世界》既没有近期目标，更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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