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道，另外几个老年男乘客也跟着嚷嚷说：“就是嘛，我们不认路啊。”车里乱作一团，几位大爷越说越激动，鸭舌帽大爷嗓门越来越高，脸色涨得通红。台湾女客人突然站起来，趁乱把车上的意大利导游姑娘叫过来问：“Hermes、克里斯汀、LV、香奈尔、Prada…
…？”意大利姑娘被这一串中英文混杂的名字给弄糊涂了，一脸困惑。台湾女客人赶紧对中国导游说：“你帮我问问她，我要买这些品牌的当地设计师的作品在哪里？一定要当地设计师的。”车里的年轻人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一幕的厌恶。
坐在我旁边的Y先生，从北京来，他对着这群老人竖起了中指。上一次他这么做的时候，双方差点儿为此打起来。“来啊！我才不怕他们！”他对着这群老人大喊了一嗓子。Y先生是60年代末生人，但在船上，他已经算是年轻人了。
当中国导游把罗马和下一个行程目的地巴塞罗那做对比时，一位大爷不满地嘟囔说：“你罗马还没讲好，就去讲巴塞罗那。”坐在他前两排的另一位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士扭过头来抢白道：“有本事你去把罗马买下来啊！”大爷不再讲话。
“这艘船应该是年轻人的，他们应该出来看看这个世界。他们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只可惜，中国的年轻人正被困在城市里当房奴。”Y先生说。他把手里的罗马地图用力折了一下，朝老人们狠狠地白了一眼，戴上耳机，把脸扭到窗外去了。
七我下船的前一天晚上，在位于第三层甲板的“冬季花园”，我又见到了廖耀宗。他决定在邮轮离开欧洲之前也提前下船。“急着回去挣钱啊。”他半开玩笑地说。这次回去之后，廖耀宗想改行了。“时代变了。”他望着窗外漆黑的一望无际的海面说。
当他刚进入房地产行业的时候，中国人对所有“有钱人”都格外尊敬，哪怕他们穿运动鞋搭配西装，穿花尼龙裤子配皮鞋。但是现在，中国人把那些富得只剩下钱的有钱人叫做“土豪”。这是廖耀宗最害怕的一个称号。“我不想让我的女儿以后对别人说，我爸爸是个开夜总会的。
”为了避免这个称号，他不买“长枪短炮”式的照相机，他只买徕卡，而且要配上英伦范儿的白金汉相机包。他也不买奔驰宝马，他还读欧阳山尊和王度庐。“房地产行业太粗暴了，不适合干一辈子。”廖耀宗想改行去做文化教育产业，比如黑胶俱乐部，艺术性沙龙、马术等与素质教育相关的行业。
“人家欧洲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咱们也得抓紧时间了。”他说。4月4日，邮轮到达巴塞罗那。我在这艘庞大的邮轮上待了一周。这七天里，我做了个小测验，问船上所有我碰到的人同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致，包括廖耀宗。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我该考虑的。想了也没用。”我在那天中午下船，地中海阴晴不定的天气突然飘起了一点小雨。站在巴塞罗那的港口，我回望着大西洋号巨大的带着字母C的明黄色烟筒。
这艘载满600多名中国人梦想的邮轮正在从春天开往夏天。风雪聂拉木文_胡月一从日喀则到樟木的班车早上7点出发，天还是黑的，对号入座。后面一个穿黄棉袄的男人冲着我：“去旅游？”我敷衍地朝他点了下头，天黑，对方面目不清。
——“去尼泊尔？”他继续问，我“嗯”一声。——“我也是去尼泊尔的。”他说。“哦。”我客气地朝他的脸微笑，“是吧。”大清早的真心懒得拉话。两位中年藏族妇女上车来，装束比其他藏民整齐讲究些，一位披紫围巾的戴了眼镜，汉话说得直筒筒声音又大，像常年站在黑板前教藏人基础汉语的老师；另一位正好坐我边上，裹着厚厚的藏袍。
车前头，一个四川口音的人大声讲话——他擅自坐了司机右边的头排单座，没对号，该座位的旅客来了，是个藏人，坚持让他换到别的地方去，他不肯。“——从来就不对号嘛。这车我坐过多少次了，从来就没对过号嘛。”一张嘴就是国营单位混久了的流气和油滑。
“你是多少号，就坐多少号嘛。”那藏人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