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板笑着摇摇头。“我一直直爽，说真话的人不太容易被人反驳吧！”雁飞说着，把手上一只碧绿生青的手镯除下来，丢到身边的募捐箱里。“这手镯？”王老板看一番，是做工考究的古玉。“日本人的，在战场上还给日本人罢了！
”雁飞并无所谓。“这可是一块日本古玉，藤田真有心了！”王老板笑得若有所思。“有心吗？”雁飞微仰头。教堂顶上的十字架，太阳光射在那上面，反出金光，就看不清了。藤田智也会不动声色没有预兆地给她送礼，小喷壶，玉镯。
每次想到就送了，或说“用的很好”，或说“你戴着会很好”。送的人无所谓的样子，收的人也是无所谓的样子。雁飞又说：“这样抵的了几条中国人的命？”她不等王老板答，手指着那十字架：“你说上海人能指望上帝吗？”“阿囡！
”王老板轻轻叹息一声。雁飞也轻轻叹息：“干爹，你那个辰光为什么要救我呢？死了倒也一了百了。”她摇了摇头，是的，不能指望。谁能那么天真靠着指望别人活着？她心里冷着，想，如果军队撤光了，这里还不是留下一群挨宰的羔羊？
霞光散了，夜风起了。北面的枪炮声好像的确是渐歇着。这是战事疲软了，城郊在进行无序的溃退。这仗，在溃败，一泻千里，不是租界内的人们能想到的。孱弱已久的病人要爬起来，没有想象中容易。捷报传得越来越少，伤兵却越来越多。
高连长的病也反反复复，就像上海反复的季节和反复的战事。归云的心，也反复着。这些天她帮着照顾了不少其他的伤员，看到重伤不治的伤员牺牲在病床上的时候，她控制不了自己悲伤之，还有无尽的恐慌。她看着伤势好转的军人直接撤去了嘉定，从那里，是要出上海的。
上海滩上的人们会有怎样的命运？租界可以躲多久？洋人的军队是否真可以保护的了中国人？一会儿惊一会儿哀，如这大城市里的人一样在恐慌中迷茫。病房越来越空，归云来回踱步，“踏踏”的回音是无尽的空虚。但前来探望的人们还是有的，归云看到一间尚有伤患的病房门外，有人同那位杰生大夫说话。
那人穿一身素色旗袍，手里提了暖瓶，是位中年太太。那太太正好在问：“卓阳可来过？”“来过几次。”杰生大夫说。他们竟然在说卓阳，归云留了心在听。那太太说：“我总担心这孩子，整天跑那些危险地方。”杰生大夫安慰：“阳是个很勇敢的年轻人，上帝会保佑他平安无事的。
”“他又好几天没回来，如果您看到他，可要他再忙也回来让我看看好歹！您是不是就要回国了？”“大使馆已经安排好，一切按国际公约执行，不会受到日本的阻拦和袭击。”那位太太叹气：“卓阳不肯走，怎么说都不肯！”“您放心吧！
上帝会保佑你们的。您又带了那么好的汤给伤员，您总是那么好心！” 杰生大夫在胸前划一个十字架。“看着他们伤的都那么重，心里总想要做点什么！他们喜欢喝这汤，我也安慰了！”那太太侧了身，归云看清楚相貌，有些眼熟，不及确认，有人医生急急跑了来。
“杰生大夫，麻烦您来看一下高连长！”杰生大夫旋即随着那人奔跑过去。归云一听是“高连长”，一下心也慌了，跟着他们一起往高连长的病房跑。但只她被闭在那扇病房的大门外。房门是绿色的，外面的天渐渐阴沉了，这绿，也绿得阴阴的。
外面在起风，还挟着点点的雨丝，打入走廊，打到归云的身上。归云躲到檐廊下，双手抱着臂蹲下来，把头埋在肩窝里。这天的阴雨缠绵了很久，归云带了伞，但还是被困在空旷的伤病医院中。她一直趴在高连长病床边的床头柜上写信――这是高连长临终前拜托给她的最后一件事，为他远在北方的妻子写一封丧报。
高连长的妻子闺名“翠莲”，复杂的笔画使归云无法写得漂亮。但她牢牢记住高连长留给妻子最后的话——“切勿哀痛，保重身体，侍亲育儿，以待胜利之日”。她一直默念着，生怕忘记半个字。抬眼望去，病床上空空如也，人不知归处。
心头空空落落，异常难受。医生见她写的艰难，要帮她写，被她倔强地拒了：“高连长要我给他写的，我一定要做到！”高连长临终前这样对她说：“小姑娘，恐怕我要麻烦你的这件事情会让你很为难，这封信句子不多，你能亲自写给我妻吗？
其实写字并不困难，难的是永远不去写。连长叔叔相信你能克服困难。”那时候，他很虚弱，神思在消逝。但对她说了这样的大段话。她才了解，军人也是细腻的。临终前千般嘱咐，是要和妻子诀别，也是要给这位在最后日子里抚慰过自己伤痛的小女孩最后的鼓励。
所以她坚持写，要写的漂亮，要写的娟秀。但是，泪也不停流，顺着笔杆子，落在信纸上，让一张张纸变得虚软无力。这支钢笔是她为了给高连长写信时买的，在商店里挑挑拣拣，买不起美国的牌子派克，但也不想买得太差，售货员向她推荐：“这支笔是国产的，牌子老好的，叫‘博士’。
国难当头，我们要支持国货。”她立刻就买了下来，回到病房对高连长说：“这是我第一次买笔，国产的，听人说不错，写起来应该好。”后来卓阳写了信，高连长夸道：“字好，国产的钢笔也好，我们中国人生产的东西不比外国人差。
”最后钢笔回到了她手上，成了高连长的遗物。她望着这支黑色的，戴着镶金边的笔帽的钢笔，庄重、深沉，捏在手里重千斤。她不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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