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死啊！赶着投胎呢？”杨筱光一手扶住老奶奶，一边朝司机笑眯眯说：“尊老爱幼懂不？”潘以伦想，这个女孩倒是遗传了杨老师的幽默细胞。杨老师是个严厉的老师，会批评学习退步的学生，不过他是这样说的：“你们是男同学啊！
怎么能像女同学一样对数学这么不敏感呢？我女儿的数学成绩就像坐过山车，能保证及格就不错了。这是我这个教学的失败，你们怎么好再让我失败一次？”数学成绩不好的男同学们哈哈笑了，同时生了要学好数学的心。潘以伦微笑，想，他一定极宠爱自己的女儿，所以能容忍女儿数学学的不好。
其他老师也笑起来，说：“老杨，你不要老说你女儿，她最近不是在区里拿了奖吗？”杨老师无奈摇头：“什么奖啊！就是一张‘学习雷锋好少年’的奖状，奖励她组织的那个去敬老院慰问的活动的。她也就只好拿拿这种奖。”十四岁的潘以伦不大参加学校的公益活动，因为他要在放学以后去母亲的奶茶铺帮忙。
铺子租在学校对面的中学，杨筱光就在那里上学。那个学校是区重点中学，潘以伦念的学校只是一个普通初中。那时她正念高中，他念初中。她经常来买三明治垫饥，他经常在后面烤箱前做三明治。林肯说，人人生而平等，其实那是不现实的。
他记得有天天很暗，响雷阵阵，要下雨的样子。学校里管租赁的负责人通知他们，这是租期的最后一天，他们付不出更高的租金，只好明天把房子转租给做盒饭的。母亲千求万求，还是没用。他一声不吭，写了一张结业告示，贴到了铺子的窗户上。
他的字写的很好，是父亲从小督促练出来的，店里所有的价目表都是他写的。他还做了一块小黑板，用粉笔画成漂亮的板报形式，很是吸引学生。可是这些都不能帮助母亲把铺子继续租下来。潘以伦跟着父亲学过木工和电工，他在那个阴沉的下午动手改装设备变作餐车，明日开始他就要跟着母亲做流动小贩了。
杨筱光放学后跑来买三明治，要火腿生菜和七八分熟的鸡蛋。一个三明治是三块五，她给了五块钱，母亲心慌意乱，不小心找给她六块五。他们都没察觉，杨筱光拿了三明治一溜烟跑走，是要赶在下雨前回家的。过了一会儿，大雨倾盆而下，学生们三三两两结伴避雨，不少拥在小铺子前。
没想到最后的一天生意忽然因为天气爆棚了，潘以伦放下手里的活儿，帮着妈妈收钱算账，忙得团团转。这时一个浑身湿淋淋女孩拼命挤开人群冲进来，她手里攥着湿淋淋的一张五块钱放到台面上，说：“刚才多找钱了。”这是杨筱光第一次和他打照面，显然，如今的她不记得了。
可潘以伦记得，他当时真觉得这个女孩傻，为了五块钱冒雨跑回来，淋得自己似足落汤鸡，怎么做人这样憨，这样一条筋？过了几天他又去杨老师家补代数，女孩在房间里做作业，他听到她不停打喷嚏。杨老师的爱人一会端汤药一会送水果一会倒开水一会送酸奶，把她照顾得像个公主。
不过该训的还是训了：“我看你脑子就是搭牢了，自讨苦吃。”杨筱光瓮声瓮气说：“哎呀，你别说我了，那个铺子第二天就要搬了呀，我到时候上哪里找人家还钱啊！”母亲的流动餐车没经营几天，父亲就出了意外。那对于他们家来说，几乎就是一个灭顶之灾。
潘以伦不再有心思念书，他每天在父亲出事的那条路上来回走，想要找到蛛丝马迹。那条路的尽头是一个极乱的角落，小发廊，黄碟摊，录像厅，每一个都是万花筒世界里肮脏的一角。他认识了一些人，提出自己的请求，然后被带进了那个世界。
他们教给他一些粗浅的拳脚功夫，还有一些其他的旁门左道。他想的是，以后抓到凶手，可以给父亲报仇。那一年他十五岁，开始逃杨老师的课，游荡在人员复杂的马路上兜售一些非法的东西，会在工商或城管突击时，飞快跑进临近的弄堂里，用最短的时间把自己装扮成无辜的学生。
他还会做一些更严重的事情，手里拿着片长的西瓜刀，跟着一大帮人，做只有香港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古惑仔群殴的事。他打伤过人，别人也打伤过他。整整一年，他在伤痛中渡过。不过他还是会回学校上课，杨老师看到他，就会问一下：“最近成绩又退步了，要不要补习一下？
”他说话时蹙紧眉头，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他见不得他小小年纪，把衬衫拉到裤子外面，把外套拉链拉开。这是小流氓的腔调。杨老师让他更加想念父亲，他羡慕杨筱光有这样一个爸爸，而他再也没有了。他的父亲念高中时遇到上山下乡潮，从此便没有再念过书。
潘以伦出生以后，他就对儿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潘以伦在安徽念的小学，书读的其实不错，又练过书法，还拿过“三好学生”。来到上海后，因为异地转学，不得不留了一级，可还是和这里的学习进度有出入，不过老师说，如果他想跳一跳，上重点高中是有希望的。
这个老师是杨老师。父亲听了杨老师的话很高兴，就写了一个字条贴在他的床头勉励他，用的是毛主席的古老格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父亲说：“要重新站到人前，先要自强。”他是能体会父亲写这句话的初衷的。回到上海后，他才知道父亲的家族人口多而底子薄，祖上的房子正遭遇拆迁分房，这样一块“肥肉”让几门亲戚闹的不可开交。
人人都以为他们是来分一杯羹的，因此没有人欢迎他们的到来。父亲不愿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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