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就是一个灭顶之灾。潘以伦不再有心思念书，他每天在父亲出事的那条路上来回走，想找到蛛丝马迹。那条路的尽头是一个极乱的角落，小发廊、黄碟摊、录像厅，每一个都是万花筒世界里肮脏的一角。他认识了一些人，提出自己的请求，然后被带进了那个世界。
他们教给他一些粗浅的拳脚功夫，还有一些其他的旁门左道。他想的是，以后抓到凶手，可以给父亲报仇。那一年他十五岁，开始逃杨老师的课，游荡在人员复杂的马路上兜售一些非法的东西，会在工商或城管突击时，飞快跑进临近的弄堂里，用最短的时间把自己装扮成无辜的学生。
他还会做一些更严重的事情，手里拿着西瓜刀，跟着一大帮人，做只有香港电影里才经常出现的古惑仔群殴的事。他打伤过人，别人也打伤过他。整整一年，他在伤痛中度过。不过他还是会回学校上课，杨老师看到他，就会问一下：“最近成绩又退步了，要不要补习一下？
”他说话时眉头紧蹙，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他见不得他小小年纪，就把衬衫拉到裤子外面，把外套拉链拉开。这是小流氓的腔调。杨老师让他更加想念父亲，他羡慕杨筱光有这样一个爸爸，而他再也没有了。他的父亲念高中时遇到上山下乡潮，从此便没有再念过书。
潘以伦出生以后，他就对儿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潘以伦在荔波念的小学，书读得其实不错，又练过书法，还拿过“三好学生”。来到上海后，因为异地转学，不得不留了一级，可还是和这里的学习进度有出入，不过老师说，如果他想跳一跳，上重点高中还是有希望的。
这个老师就是杨老师。父亲听了杨老师的话很高兴，写了一张字条贴在他的床头勉励他，用的是毛主席的古老格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父亲说：“要重新站到人前，先要自强。”他是能体会父亲写这句话的初衷的。回到上海后，他才知道父亲的家族人口多而底子薄，祖上的房子正遭遇拆迁分房，这样一块“肥肉”让几门亲戚闹得不可开交。
人人都以为他们是来分一杯羹的，因此没有人欢迎他们的到来。父亲不愿搅进复杂的家族房产风波，便领着妻子儿子租了棚户区的小平房，找到几份没有劳保的临时工先干着。父亲当时打两份工，早上给临近小区的物业公司做电工，晚上则做保安，收入可应付家庭支出，还可节余一些存着让他上大学。
父亲工作认真，活儿又干得出色，物业公司有意聘他做正式工，薪水有的加不算，劳保都有了着落。那天父亲很高兴，说回到家乡终于有了正式落户的感觉。潘以伦炒了一盘花生米、一盘韭菜炒鸡蛋给父亲下酒，他们爷儿俩坐在门口乘着凉，高高兴兴说着话。
父亲要他“自强”，长叹自己蹉跎了好时光，才会像如今这样累。满目都是遗憾。父亲赞他人是聪明的，男孩子烧菜手艺都能这么好。潘以伦笑笑，他做菜的手艺确实不错。以前在安徽的时候，父母下田干活儿，他就跟着邻居大妈学做饭烧菜，给父母留中饭，渐渐也就熟能生巧了。
他一直觉得以前的日子没什么不好。不过父亲说，要上好的大学，就要回老家。他们便回到父亲的老家，他不知道这是悲剧的开始。父亲出事的柏油路，如今开挖了地铁站，连路都找不到了。可那上面留下的暗红的血迹，永远涂在了他心里。
他知道父亲不会愿意他做那种堕落的选择，但他年轻，而且气盛。在做小混混的那些日子里，他也遇到过杨筱光。那时候他正发育，个子一个劲儿猛窜，但是还是有“兄弟”笑他长得太漂亮，有点儿娘娘腔。他们要带他去做男人，于是他第一次进了发廊。
发廊妹穿很短的吊带裙，涂了很红的劣质口红，一身油耗味，还喜欢用手指点他的唇，看他的眼神充满了情欲。发廊妹问他是要“敲大背”还是“敲小背”。“兄弟们”要让他上全套，说这样才算是成长。他进了一间窗口糊着报纸的小黑格子间，整个屋子都散发着腐朽的霉变气味。
发廊妹的舌头像条蛇，狠狠缠着他。他毕竟懵懂、年轻、莽撞，还不肯认输。他的手第一次摸到女性的躯体，滑不溜丢的，像蛇皮。他说不上有什么感觉，只是任由女人也抚摸着他的身体。慢慢地，他的身体有了反应。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窗外有人说话，竟然是杨筱光的声音。
她大约在买一张什么港版的打孔CD，正和盗版贩子讨价还价。他已经忘记了她当时到底在说什么，只是她清亮的声音瞬间就让他打消了全部念头。他推开发廊妹，躲在暗处用手将年轻的欲望释放了出来。那滋味又苦又涩，并没有什么快感可言。
后来他找到卖碟给她的人，知道她买的碟是张国荣和达明一派的。她和他的过去，很多都在他的回忆里，她并不知道。她当然更不知道，他当时会像做小偷一样翻墙进她的校园。那是他原本想考的学校，后来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他知道她的教室在哪里。如果运气好，他还能看见她正坐在靠窗的一排。一般上语文课时，她的精神头会很足，上数学课、物理课她就打蔫儿，有时还会打瞌睡。放学的时候，她陪着她的好朋友出校门，总有一个男生踩着自行车来接她的好朋友。
她笑嘻嘻地看着他们离开，他怎么看都觉得她是在羡慕人家。这个女孩儿在那种年纪，是有些懵懂的情绪的，就像他一样。潘以伦一直以为杨筱光和他，是云泥之别。在她高考的清晨管了他的闲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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