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一日是我的节日，许多人都在这天发来短信，祝我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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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遇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就去大街上的公报栏看报，几天后，我领悟到一点：当不知道生活的路该怎么走的时候，跟党走就行了。
除了听见同学又发工资了有些眼红外，其余时间里，我基本能保持平和的心态闲散在家中，我隐约感觉到，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在前面等着我。
我不愿和人攀比，不排除实力原因，我知道比也比不过，如果我是女的还好，大不了嫁给他，或者不行就先嫁别人，然后抓紧时间生个女儿，把闺女嫁给他，享受作为丈母娘的荣华富贵，但如果生了儿子就不好办了，除非他同性恋又有恋童癖。可我毕竟是个男的，所以只好忍气吞声，要么就找把刀砍了他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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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条路摆在我面前：我适应生活或让生活适应我。但我不是上帝，无法左右生活，能做到的只是乖乖地适应生活、顺应社会，可社会与我誓不两立，我也曾试图与社会很好地磨合，但事与愿违，后来当磨合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又愿与事违，不想和社会亲密接触，被其同化，我决定跟丫彻底决裂。
态度决定一切，一方不同意属于强xx，两相情愿就是通奸和社会做爱，难以想象，所以还是反抗吧，哪怕被奸。反正不是我玩它就是它玩我。
有人说我们要感谢上帝给予了我们困难去克服，使我们变得强壮。我们为什么要变得强壮，是为了克服更多的困难吗？我们不必对于上帝让我们变得强壮而心存感激，没有它安排的困难，软弱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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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元旦过后，春节接踵而来。没有爱情发生在我身上，却让我想起许多新年里的爱情故事：《大撒把》里的葛优和徐帆，《甲方乙方》里的葛优和刘蓓、《没完没了》里的葛优和吴倩莲，真羡慕葛优，多少年了，我都是一个人过节。
春节将近，爸单位组织去海南旅游过年，可以带家属，他当即给我和妈报了名。我说我不去，你俩自己去吧，跟一帮老头老太太我没话说。他们说那你一个人过年呀，我说啊，怎么了。他们说那倒没什么，我说既然没什么，我的事儿就不用你们管了。
我盘算着自己出去转转，找个远离北京的地方，顺便写点东西。其实在哪里写作并不重要，牛棚里没少出过好文章，问题关键在于是否有双写东西的好手。
我的手就不够好，掰腕子没劲儿，打麻将净抓炮儿牌，写了许多封情书不见回音，倒是指甲长得飞快，三天两头就要剪一回。人家说这是因为我手指上没有斗，簸箕太多的缘故，鸿运欠佳。我说我脚趾头上有斗，人家却说脚趾头上的不是斗，那是鸡眼，得拉了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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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前脚走我后脚就去了北京站。售票窗口排着一条条长队，我在中间转来转去寻思找空儿插个队，可买票的人甭管认识不认识，一个个前胸贴后背，连女同志也挺胸提臀，根本没我夹三儿的机会。
一个票贩子走过来，问我要票吗，我问都有去哪儿的，他说哪儿的都有，就是真票只有去东北的了，我说东北就东北，多少钱。他说也不管我多要，定价乘以1.5，我说有点儿黑，少乘点儿不行吗，他说行，给你开个根号吧，我问是开定价的根号吗，他说当然是开1.5的了，开定价的还让不让他过年了。我继续跟票贩子讨价还价，让他开个三次方，他死活不肯，说你快点，一会儿警察该来了。我说你别罗嗦了，警察已经来了。他一扭头，果然过来俩警察。走一趟吧，王大鹏说。
票贩问去哪儿，王大鹏说带你去我们那儿过年，赶上除夕了，这两天伙食还不错。票贩说不去，吃不了里面的饭，他是回民，怕给大师傅添麻烦。王大鹏说别客气，我们那儿半年见不着肉星儿，你这个事儿小，一两个月就能出来。票贩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不去的好。王大鹏态度急转直下，说别他妈给脸不要了，让你走你就走，废他妈什么话呀，差你一个就够数了，我们还等着回家过年呢，你丫赶紧的，听见了吗！我走，我走，票贩子掏出兜里的一打票说，都是这两天的，没收了怪可惜的。王大鹏说这个不用你操心，一会儿我都送回售票处去，家还得让人回。
就在王大鹏和票贩子纠缠的时候，我跟另一个警察说，同志，要不是我刚才跟他纠缠，你也不会这么快就完成任务，功就不要给我记了，卖我张票得了。警察问我去哪儿，我说我也不知道，让我抽一张算了，抽哪儿是哪儿，警察说你不是盲流吧，我说不是不是，我就是想去外地转转，哪儿都行，又掏出身份证给他看。
这时王大鹏说，不用看了，我哥们儿，然后摊开票让我抽，我搓了搓手，结果抽了一张去锦州的票。王大鹏说大过年的，你瞎晃悠什么，还说过两天去你给叔叔阿姨家拜年呢。我说你都这么大了，我爸不会再给你压岁钱了，我又问王大鹏怎么抓票贩子也归你管了，王大鹏说，破坏社会主义正常经济秩序的行为，我们一律严厉打击，要让春运时节返乡的农民兄弟回家过好年，但像你这样年根儿底下去外地的北京人却没几个，不知道你丫怎么想的。我说我疯了。最后王大鹏祝我旅途愉快，我祝他多捉坏人，然后各奔东西。
我一看火车票，九点二十的，赶紧上了车。火车还没启动我就睡着了，我的计划是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下车，到哪儿算哪儿。
于是，逆着一股南下的冷空气，我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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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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