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这让他吓了一跳,不过他假装没事的样子,转过身来,两手背在后面,眉毛垮了下来——我敢说,他是想装出一副拿破仑的样子。他说:‘你可知道我是谁吗?’我说:‘知道呀;我也知道你刚刚偷了安士伟上尉的枪。’他说别胡说八道,他说那是在开玩笑。我听得出那种干了坏事想唬过去的语调;我可清楚得很;我知道他也明白这一点。哎,就像有一回,波费斯特黎爵爷在背心口袋里偷藏了A,K,J的牌被活逮的时候——”
“这些不用说了,”法官说道。
“很好,大人。我说:‘不管是不是开玩笑,你要去见管理员,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刚才偷了安士伟上尉的枪。’这下他安静下来。他说:‘好吧,可是你知道怎么样会对你有利吧?’我说:‘我不知道呢,老爷;因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什么有利的事。’他用我敢打赌他从来没在银行里用过的口气说:‘要是你肯闭嘴不谈这件事的话,就能有一镑的好处。’我想我当然知道他想干什么,所以我说:‘我知道那是什么,老爷,那叫蝇头小利;这种利呀,我倒是见多了。’他说:‘好吧;十镑,这就是我的上限了。’于是他带着枪走了。”
“你收了那十镑的钱吗?”法官问道。
“收了,大人,我收下了,”葛拉贝尔一副毫不在乎而挑衅的表情回答道,“换了你会怎么样呢?”
“这不是我敢判断的事,”法官包德金大人说,“请继续,亨利爵士。”
“他带着枪走了,”H.M.摇了摇头,“后来你又怎么样了?”
“我知道他不干好事,所以我想我最好把这件事告诉安士伟上尉。”
“哦?你有没有把这事告诉安士伟上尉呢?”
“有呀。不是说因为他是个好人;而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我应尽的责任,如此而已。”
“你是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当时没办法跟他说,他去乡下了嘛,不过没想到他第二天就来了——”
“啊哈,原来,在案发的那个礼拜六他毕竟还是在伦敦,是吧?”H.M.说道。他停了下来,望着对方下巴的动作几乎到了在做鬼脸的程度,等着他回答。“你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大约是礼拜六傍晚六点过十分的时候。他把车子开进那排公寓后面他们停车的地方。周围没有别人,所以我告诉他说胡弥先生昨天来过,偷走了他的枪。”
“他怎么说呢?”
“他有一阵子表情很怪异,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然后他说:‘谢了,这很有用。’就给了我半个克朗,把车子掉个头又开走了。”
“小子,注意听好了。在被告口袋里所发现的那支手枪——就是这支枪——这支说是他在礼拜六晚上带去准备对付胡弥先生的枪——实际上是胡弥先生本人在礼拜五就已经由那间公寓偷出去了,是这样吗?”
“这事就跟上帝造了小苹果一样实在,”证人回答道,一面朝H.M.伸出的手指将身子由证人席上俯了出去。
H.M.坐了下来。
葛拉贝尔是个很自傲又饶舌的证人,可是所提供的证词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我们知道马上就要有一场争辩了,在那位检察总长还没开口说话之前,在证人和华特·史东爵士之间涌现的敌意就已经显然可见。伦敦人在代表国家法律和其他深植心中一切的红袍法官面前,本能地就会感到畏惧和尊敬,葛拉贝尔对法官的态度可以说是柔顺到谦卑的地步;但他对检方却没有这种看法,他们在他眼里显然只是来把你干掉的家伙。葛拉贝尔想必在站上证人席的时候,就注意着他们,而且随时会竖起毛来。而华特爵士那种——绝非故意的——傲慢的眼光全无安抚作用。
“啊……葛拉贝尔。你告诉我们说你从胡弥先生手上拿了十镑?”
“是的。”
“你认为拿这个钱是很正当的吗?”
“你认为他会拿出这个钱是很正当的吗?”
“我想,胡弥先生的习惯不是现在要讨论的问题——”
“呃,应该讨论才对,你们现在就是因为那些而想把那个可怜的家伙吊死呢。”
检察总长的表情想必突然变得很危险,因为证人往后退缩了一点。“你知道什么叫藐视法庭罪吗,葛拉贝尔?”
“知道。”
“要是你不知道的话,法官大人大概得让你弄清楚。为了避免不愉快的后果,我必须告诉你,你到这里来该做的事就只是回答我的问题——没有别的。说得够清楚吧?”
葛拉贝尔的脸色苍白,好像被一条绳子拉紧了似的;可是他昂了下头,没有回话。
“很好。我很高兴你明白了,”华特爵士把他的文件整理好。“据我所知,”他斜着眼睛看了陪审团一眼,继续说道,“你是卡尔·马克思的信徒吧?”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你是共产党吗?”
“有这个可能。”
“你还没决定好吗?——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接受胡弥先生的贿赂呢?”
“有。可是我事后马上就直接告诉了安士伟上尉。”
“原来如此。你的‘荣誉是建立在不名誉的基础上’。你希望我们相信的就是这个吗?你是不是希望我们相信,你因为两次不忠于别人对你的信任,所以就让你变得更值得信任了呢?”
“喂,这到底是在说什么?”证人叫着,一面四下环顾。
“你告诉我们说,在一月三号那天你还受雇于公爵街的欧赛大厦,你现在没有受那里雇用了吗?”
“是的,我离职了。”
“你离职了?为什么呢?”
一片沉默。
“你是给解雇的吧?”
“不错,你可以这样说。”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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