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哗啦哗啦，敲打在人的心上。早上八点的气象消息，报道了这场暴风雨的受灾情形：九号公路发生了大车祸，有些地方的铁路被水淹没，有些地方汽车泡在水里不能发动了。气象局还说，这场大雨可能还会下上几小时。只要你生活在美国，你往往会发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或台风，会使所有的事情都乱成一团。在美国这个工业社会里，一切活动都靠汽车，汽车开不动，生活顿时失去依靠，一些按时进行的工作也会脱节，陷入瘫痪。到处都是混乱一片。车站里人头攒动，人们拼命拔长途电话，问候亲人的安危。有收音机的，也一直打开，期望能收听到一点好的消息。只有我一个人，超然物外，孤独地坐在椅子里，让回忆填满脑子的每一寸空间。
酒已经快喝光了。我又加了些冰块。然后，我掏出烟来点着了一支。收音机正在播放收播前的三十分钟结束音乐。
克尔特最不喜欢听到结束音乐了。他总认为结束音乐带有感伤、颓废的意思在内，欠缺积极性。而且他也总是劝我，不要喝酒、不要抽烟，连口红都不要抹。尽可能多参观一些美术馆，或参加各种音乐会、演奏会等，以陶冶性情，提高修养。
这些虽然都属于严肃的东西，但我过去的精神生活一直很苍白，所以我也认真考虑过他的话。德国的生活方式在我们加拿大人看来，虽然有些闷，但却合乎认真的原则。
克尔特·业纳是西德洛伊达通讯社驻伦敦的通讯主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英国寻找一位能帮他处理事务的助理。这位助理必须有能力独立对各种外交问题作适当的处理。另外，还要将德国人感兴趣的消息，从英国的报纸、杂志、周刊等找出来，邮寄回德国。这天晚上，他带我到一家饭店，共进晚餐。他的认真工作态度使我对他颇有好感。他把自己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他的工作对英、德交流上的贡献，都对我作了详细说明。外表看来，他象个运动员，体型健壮，肌肉发达。
那闪亮的金色头发和那双湛蓝的眼睛，使他比实际年龄（三十岁）显得更加年轻。
他告诉我，他出生于慕尼黑附近的阿古斯堡，双亲都是医生，他是独子。二战时，他的双亲因偷听盟军的广播，被人告发，遭受逮捕，被关在集中营里，后来被盟军救出。他的高中、大学教育，都是在慕尼黑完成的。毕业后，他就在西德一流报社迪·贝尔特工作，后来因为英文流利，被派到伦敦。他又问我现在正在做什么，我就把明天要交的原稿抽出一部分，给他看。不久我又带了一卷关于自己的资料到他的办公室找他。这人做事真是迅速严密得令人称奇，不待我开口，他就说他已通过咨询社的朋友，把我的资料查得一清二楚了。就这样，一星期后，我就走马上任了，办公室在他的隔壁。每天，我的责任就是处理从咯伊达通讯社发来的电报。一周三十英镑的薪水对我来说是相当丰裕了。更何况我也很喜欢这工作的性质。特别能和波昂总公司常有电报来往，更令我兴奋不已。
每天早晨、傍晚各一次，我把从英国收集来的消息发到德国，赶上各报社的出刊时间。我只会讲英语，德文一窍不通，不过这并不成问题。古尔特写出来的原稿，是用电话发出的，而且说的是德文。我发去的电报则都用英文，到了那儿，自然有人译成德文。久而久之，波昂的总机一听到我的声音，就会用英文和我交谈，他的英文也很不错，和我差不多。这份工作虽然很机械化，但要求的是正确、迅速。我送去的稿件，一般都会被采用，登在德国的报纸上。几天之后，总机员总是把我的文章从德国报纸上剪下来，送到我这儿。因此，每次我把原稿送出去后，就抱着复杂的心情等待成功或是失败。
不久，克尔特已经完全信赖地把一些重要的工作委托我去处理了。一些小事，我更是时常单独去办。一想到德国有将近二十位总编在等待着我的消息，我心里就升起一种满足感。和克拉里昂社那些芝麻小事比起来，我的责任当然大多了。对于克尔特的指示和要求，我都很高兴地去做。这种忙碌的通讯社工作使我觉得很刺激。
我的生活就一直这样般充实下去。
不久苏珊结婚了。为了彼此住在一起有个照应，我和克尔特搬到了波兰斯巴里广场附近一栋设备齐全的挺不错的公寓里去了。我们虽同住一套公寓，但并不同房。
他是个规规矩矩的人，我们的关系，也仅止于同事，顶多稍亲密一点而已。对于他，我尽可能保持一定距离。有了一次教训，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我已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不再傻里傻气地任人摆布了。这里离我们办公室很近，下班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一起回去，甚而一起吃饭。
为了节省开支，我把他的唱机搬到我屋里来。偶尔他会来我房间，我们一起听音乐，一面兴致勃勃地自制晚餐。碰到这种情形，有时我会自问，我们这么接近，是不是太危险了？顾虑到这层，偶尔我就借口说约了朋友，不跟他一道共度晚上的时光了。这个时期，有些男孩子想动我的脑筋，我总是看他们不顺眼，尽量推辞了。
因此，不和克尔特在一起时，我总是一个人吃饭，然后随便看场电影，把时间消磨得差不多了再回去。克尔特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君子之交，互敬互助。这样的日子维持了三个月。
一天，克尔特从德国出差回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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