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记得小时候他就玩过二十一点。那是在同学的生日时，同学们聚在他家里一边吃蛋糕，一边玩赌博游戏。每个孩子都有一把骨签做筹码。陆金是一先令。如果翻出两张纸牌，一张十，一张A，在家就赔双倍。如果手中的四张牌一共十七点，第五张来个四，正好凑成一副“二十一点”
邦德回忆着童年时代。现在又要玩同样的把戏。所不同的是，这次是一个坏蛋作庄，骨签也改为每注一千美元的筹码饼。他已不再是孩子了，现在要玩的是成人的游戏。
邦德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在想着那座声名全球的赌城，猜想着它的样子。他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凯丝小姐。
烟灰缸已装了五个烟头了。这时他才听见过道上传来莱特踢足的步履声。他走出屋子，和莱特一起走过草地，坐进汽车。汽车离开了旅馆，一路上某特把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讲给他听。
斯潘一伙人-一皮萨罗、巴德、温特和吉德都已退了旅馆，甚至连“赧颜”也装进了返车，准备横越美国大陆，奔向内华达州的牧场。
“案子已交联邦调查局去办了，’莱特说，“但恐怕只能成为他们收集斯潘一伙材料中的一部分素材罢了。你如果不出面作证检举那两个枪手，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犯的案。而且我相信美国联邦调查局也不会对皮萨诺和他的马匹感什么兴趣的。他们会把调查工作又委托我们的。我已经和总部联系过了，他们要求我去拉斯维喀斯一趟，最好查出原来那匹“赧颜”尸骨的埋藏处。”
邦德还没有来得及发表自己的意见，汽车已经停在萨拉托加的高级餐室的门口。他们下了车，让看门人把车子开到停车场。
“我们又有机会再在一起吃饭了，”莱特高兴地说，“用牛油煎炸缅因州海虾，你大概还没有尝过。不过，如果在餐厅里碰见斯潘的那帮家伙在吃意大利通心面条，我们的胃口恐怕会不佳的。”
餐厅中的客人大都已吃完，三三两两地去幼驹拍卖场或其他地方。他们两人走到餐厅角落的一张餐桌旁。莱特点了莱，并要求持者先上两杯掺苦艾酒的马丁尼鸡尾酒，然后再上海虾。
“这么说，你也要去拉斯维喀斯，”邦德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告诉了莱特沙迪在电话里讲的话。
“真的吗？”莱特说。“没什么巧不巧的。你我都是顺黑道摸索，而条条黑道必然通往那座罪恶的黑城。不过，我先得在这里收几天摊子，还得写一大堆的报告。干我这份活儿，写报告就得占一半时间。周末之前我会赶到拉斯维喀斯，做一番暗访。在斯潘家门口我们不能常碰头，只能找机会交换一下情报。我想起来了，”他补充道，“我们在那里有个得力的助手，名叫厄恩-柯诺，是个出租车司机。他人不错。我会通知他，说你要来，让他照顾一下。他就是拉斯维喀斯人，对那里的情况了解的一清二楚，知道他们的老板今天在不在城里，了解各种赌具和赌场的花头，晓得哪一家的吃角子老虎抽头最少，这些可是最有价值的秘密情报。伙计，等到你在拉斯维喀斯城开了眼界，你会认为其他地方的赌场也太上了。五英里长的销金大道布满了赌场和夜总会。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毗邻皆是。相形之下，百老汇只是一棵摇钱树而已，摩洛哥的蒙特卡洛，”莱特嗤之以鼻，“也不过是蒸气机时代的产物。”
邦德笑道：“他们的轮盘赌有几个零？”
“我猜，两个。”
“这恐怕是你的猜想。在欧洲，赌场抽头的百分比不能随意更变。销金道上霓虹灯五光十色，但电费是从另一个零支付。”
“可能是这样吧。在美国，双骰子赌场只有百分之一的抽头。”
“我知道，”邦德接着说，“‘孩子也需要一双新鞋’，老板们都这么说。我倒希望，在巴卡拉牌的牌桌上，作庄的希腊银行辛迪加老板们已经拿到九点这样的好脾，赌金是一千万法郎，而嘴里仍在说‘孩子也需要一双新鞋。’”
莱特哈哈大笑起来。他说，“玩二十一点是你的拿手好戏。等你这次回伦敦时，你就可以大肆吹嘘你是怎么在冠冕酒店出风头的。”莱特喝了一口威士忌酒，“但是，我想还是想告诉你这地方赌博的情况。这样你想控他们的金砖时，也好心里有底。”
“你说吧。”
“我说他们有金砖，可不是说着玩的，”莱特继续说，“你知道，内华达州在人们心目中只有两座金山，都是用金砖堆起来的，一座是里诺城，另一座就是拉斯维喀斯。如果谁想发笔横财，就买一张机票去拉斯维喀斯或里诺。一那里有时真会有想不到的财运。不久前，有个年轻人，在沙漠饭店一口气连隔二十八次双骰赌，他仅用一美元作本钱，但赢了七百五十美元。那小子得到钱后拔腿就跑。到现在，赌场还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用过的那一对红骰子现在已用续干垫着陈列在沙漠饭店夜总会的橱窗里。”
“这种宣传比广告还好。”
“广告商也想不出这种好主意。赌场中各种赌具应有尽有，吸引着各种各样的赌徒。你如果看见那些老太太们喊着手套在那里玩‘吃角子老虎’，你就会相信我不是在吹牛。她们每人提着一个购物度，里面装满了硬币。她们一直站在诸机旁，不停地搬动权杯，一天琢十小时甚至二十小时也不休息。知这她们为什么要戴手套吗？她们怕玩多了磨破她们的皮肤。”
邦德今信半疑。
“当然，象这么手必然会累倒，”莱特说，“得的基本上都是歇斯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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