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明亮的浅色眼睛望着伊拉，安详地微笑着。从九层楼上落地后，她折断了脊椎，丧失了独立行走的能力。更糟糕的是，由于颅骨损伤，她还丧失了记忆力。她今天所知道的，就是医生、女儿和残疾人疗养院的人告诉她的事情。恢复记忆毫无希望。就是说，实际上这种希望还是有，但是需要一大笔钱，由专家按照教程对加利娜进行长期的专门训练。伊拉交不起这笔昂贵的费用，她节省每一个戈比，积攒起来准备给弟弟巴甫利克治疗用。
“为什么你不注意一下自己的脸？”母亲批评地看着伊拉问，“这些难看的粉刺把你毁了。”
“我没有向你请教。”伊拉粗暴地回答，“你最好关心关心你的孩子们怎么样吧。”
“他们怎么样？”加利娜跟着她重复一遍，“你去看过他们了吗？”
“去了。昨天去的。他们感觉不好，谢谢你还想到他们。”
“你为什么这么说，女儿？”加利娜苦苦地哀声说，“你真狠心。”
“那是因为你太善良了！给我安排了这一生的幸福。你能给我解释清楚吗，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妈妈，为什么？”
加利娜-捷列辛娜明亮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她什么都不记得了，人们对她说，她把自己的孩子们从窗口扔了出去——11岁的娜塔莎、7岁的奥列尼卡、半岁的巴甫利克。但是她不记得这件事了。加利娜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人们还对她说，她的丈夫经受不住惊吓，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她也不记得丈夫了，但是明白，既然她有四个孩子，那么大概也有丈夫吧。
“你总是责怪我，”她呜咽着说，“可是我没有一点错。”
“那是谁有错呢？谁？你倒是告诉我，谁有错？谁强迫你这么做了？”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捷列辛娜嗫嚅道，“你别折磨我了！”
“是你在折磨我！”伊拉猛地大叫起来，“鬼知道你把我的生活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不是在说你的孩子们的生活，他们已经在医院里躺了六年，我不能接他们回家，因为我不能保证看护他们，我不得不一周用七天时间起早贪黑地拼命，就为了给你去买那些愚蠢的药，本来可以用这些钱给巴甫利克买一公斤草莓，或者是给娜塔莎买件新衬衫的。天哪，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她疲惫地坐在母亲床边的地板上大哭起来。加利娜小心地抬起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伊拉的头，伊拉一阵颤抖，仿佛有人打了她一下一样。
“你别碰我！我不需要你的怜悯！六年前你要是心疼一下你的孩子就好了。你毁了四条生命，父亲就是被你杀死的！”
“当时我要是死了就好了。”加利娜绝望地说。
伊拉站起来，用手擦干眼泪，抓起自己的挎包，向门口走去。
“说得对，”她看也不看母亲，说，“你要是死了倒好。”
半夜两点多钟，伊拉-捷列辛娜回到家，轻轻地走进厨房吃点东西。她已经利用看过母亲之后到餐厅上晚班之前的时间收拾好了房间，现在厨房整洁有序。沙米尔走了，而新房客伊里亚斯要两天后才搬过来。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第二位房客，从来不随手扔东西，所以，伊拉自信，近两天内家里将会保持整洁。
她对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有好感，她希望所有的房客都是像他这样的人。这个50岁的男人是位安静少语的知识分子，因为与妻子离婚等着解决住房问题搬来这里，他对女主人非常和气，见她不停地从一个工作奔向另一个工作，甚至尽自己所能帮助她。
“伊罗奇卡，我要送东西去干洗店，给您捎带洗点什么？”他问。
“伊罗奇卡，我计划明天去采购食品，您需要什么吗？”
如果伊拉下班回来时他还没有睡下，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会同情地说：
“您请坐，伊罗奇卡，我给您沏杯茶，您休息一会儿。”
但是这种情景一般不常有。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很早就起床去上班，因此晚上不坐到很晚。不过，今天是星期五，明天他不去上班，所以当伊拉到家时，他还没有睡。听见她小心的脚步声，房客来到厨房。
“怎么，伊罗奇卡，就剩下我和您两个人了？新房客还不来吗？”
“再过两天。”她一边回答，一边切下一块面包，从冰箱里拿出廉价的人造奶油。
“这一次是谁？”
“噢，”她不经意地摆了一下手，“一个像沙米尔那样的人。”
“您怎么就不害怕，”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摇了摇头，“这种人值得怀疑，天知道他们都往这儿领些什么人。连我都害怕，可是您却……”
伊拉牢牢地记着斯塔索夫及其在民警分局的朋友们关于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审查一事的训示，因此她没有去安慰胆小的房客让他放宽心。
“得了，那有什么，他们不会杀人。当然，我最好再找一位像您这样的房客，可是这样的人上哪里去找？您还不如说说在电视上看了什么电影。”
“来点干酪吗？”房客提议道，“我今天买的干酪好极了，还有香肠也不错。我来给您切，要不您总是就着人造奶油嚼面包，这样有害健康。”
当然有害。她脸上的粉刺之所以不退，就因为吃面包总是抹这种掺了太多的化学成分和其他乱七八糟东西的劣质人造奶油。不过，这很便宜。而她应该节省。但是要向极富同情心的房客去乞讨，她无论如何不会干，那还不如去死。
“我在餐厅吃过了，服务员给的，”她说出了现成的托辞，“我现在只是随便吃两口，为了遵守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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