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戈尔德曼在《分析习题与定理》一书中点到的所有专著、教科书、参考书、习题集和其他的文献，都一一被摘抄成单独的卡片，足有一大摞。娜斯佳早就不摸数学了，因此只好求助于阿列克赛。
“请从这一摞卡片中把写有普通教科书的挑出来。”
“你说的普通是指什么？”廖沙确切地问。
“我指的是随便哪个图书馆都有或者能随意买到的那些书。”
“清楚了。”
二十分钟后，一摞卡片减少了一半。
“还有什么？”
“现在我们来看看剩下的那些，”娜斯佳叹了口气说，“我要从这一堆卡片里挑选出最少见的书，少到只能在两三个地方找到，不会有更多的地方有。”
“那就要挑选老版本，”廖沙提议，“数学书一般不再版，特别是四五十年代写的书。”
但是在《分析习题与定理》中涉及的这类书可不少。娜塔莎。捷列辛娜指的是哪一本呢？大概，她知道这些书中有一本的确很少见，但是到底是哪一本呢？还有，她又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她一直躺在医院里面，又不是在图书馆工作。就是说，这应该是一本只能根据版权记录判断其发行量的书。
娜斯佳把卡片摊开，开始仔细研究起来。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不，没有丝毫暗示。这是什么？
“廖什，Bun是什么意思啊？”
“全苏翻译中心，在前苏联时期有过这么一个单位。”
“难道他们也出版什么东西吗？”
“不，他们只负责翻译。基本上是根据各部门和机构的需求。”
“翻译稿往哪里送呢？”
“送给各个订户。不过你说对了一点，翻译中心的材料都装订成印刷品的样式，用打字机打印好，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微机，用静电复印机复印若干份，装订成册，套上特制的封面。等一等，我现在就拿给你看，我好像就有一本这样的译文本，在什么地方放着哩。”
阿列克赛走进房间。几分钟后就拿着译文本回来了。
“看，就是这个样子。”
娜斯佳翻了一遍，看了看最后一页。啊，原来是这样。廖什卡说的没错，在最后一页的下部打印着版权记录——日期、订书号、印数。印数很少，一共五份。看，紧挨着书名的就是Bun这正是要找的那几个字。而在戈尔德曼的书中，通篇只有一本著作用黑体字注明：久卢阿-《现代分析逻辑基础》。就去找它。
要到曾经叫全苏翻译中心的机构去查阅档案，还挺费时间。娜斯佳性急，害怕误事，但是加快事情进程又不取决于她。终于，她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久卢阿.Ж-X.代分析逻辑基础。法文。订户：苏联科学院。接订：1967年5月12日；完成：1967年9月26日。原稿篇幅26.5印张，译稿篇幅27.3印张，共打印5份：订户2份，国立列宁图书馆1份，莫斯科大学1份，全苏翻译中心1份。”
看来，现存的五份译文本能够借阅的基本上只有三份。列宁图书馆根本不让进去，要有证件才行。当然，证件可以办，但是办证件需要时间，如果根据娜塔莎的请求，他们要在莫斯科寻找译文本，那就未必需要办理出入证。看来暂时先排除列宁图书馆。也不会到全苏翻译中心档案馆去找，第一，这样做非常复杂；第二，还需要查明那里有没有译文本。剩下科学院某个研究所的两份和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的一份。这要好办一些。
为了查明译文本在科学院的哪家研究所，又花去两天。让娜斯佳心中暗暗叫苦的是，藏有译文本的研究所竟然有两家。她原指望，这两份译文本会藏在同一个图书馆里面！如此说来，不得不同时“覆盖”三个点——两家研究所和一所大学。倒霉的还有，这三个图书馆对科学工作者和大学生敞开开放，大楼内没有通行验证制度，看来，任何人都可以毫不困难地进出这三个点。必须在所有三个点上守候娜塔莎-捷列辛娜的使者。
只要凭借书证就可以在这三个图书馆借书。能办理借书证的要么是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要么是其他任何机关的研究人员，有单位领导许可并经图书馆主管研究所的领导批准方可。与学术机构没有关系的人，要取得这种许可相当不容易。所以可以预料，来借译文本的人将采取不同寻常的行事方式。第一种方式：可能盗窃译文本；第二种方式：请求某个大学生或者科研人员用自己的借书证借出译文本。当然，不是无偿的。
从这两种方式可以想见，来人不仅可能在白天上班时出现，也可能在夜间无人时出现。白天大摇大摆，不显山不露水地进入大楼，完全不必要。找个地方藏起来等待大家离去，也实在枯燥无聊。半夜里撬开图书馆的门，从从容容地寻找需要的那本书，是小孩子都懂的事情。特别是如果事先略加留意，看看要找的资料放在哪里。它从何处拿来，然后送到何处去。比如，假装成一个爱喝茶的人，请一位富于同情心的女大学生借本资料只用五分钟，只看看两个公式或者定义，对她说，我是一个欠账很多的人，我手头上的书太多了，如果不把先前借的书还掉，图书管理员不会再借给我一本书。可是现在急需查查那个译文本。难道富于同情心的女大学生会拒绝吗？绝对不会。何况又不是说，要她把资料借来交给可怜的欠账人，然后就白天打灯笼都找不到他了。不，说的是让她把译文本借来，他就在这里当着她的面看看需要的内容，再由她把书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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