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关闭，可它们已经存在了两年多了。”
“说不定它们是靠预算支持的呢。”多岑科道。
“怎么会呢？如果这是，比方说，政府观点的传声筒，或公然支持总统的话，我倒还能理解。而这……这节目不赖、很好、很专业，不刺激观众，可就是——该怎么说好呢——也许，该说没劲儿吧。它缺乏一种特殊风味，为了这种风味一个人会一下班就往家跑，为的是一定能来得及观看它。况且，这节目播放的时间也不太好，15点40到18点。上班族还没回到家呢。”
“或许，这场凶杀案完全出于个人动机？”
“要那样就好了，”娜斯佳叹口气道，“我就喜欢个人动机。至少，我能理解和分析这类动机。至于为了金钱，那可就无聊透顶，叫人头疼了。米沙，咱俩分下工好吗？”
“以老实人方式还是以哥们儿方式分？”黑眼睛的大尉笑着说，“如果以老实人方式，那您接金钱案，我接情杀案。因为您比我大，也比我更有经验。我太小，还没长到能调查金钱案的地步。”
“不不，我的小朋友，”娜斯佳扑哧一笑说，“让我们以绅士方式分好了。女士应与情感打交道，而男士当然是和钱啦。这是您我有幸生于其间的社会主义的法则。您敢说我年龄偏大，我比您可大不了几岁。您也别指望您，米尤卡，顽固地不愿与我以‘你’相称这一点会把任何人搞迷糊了。”
的确如此，而且，任何人，其中包括米哈伊尔本人，也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在严重暴力犯罪科的所有同事中，娜斯佳是多岑科对之以“您”和本名父称相称的惟一一位除了局领导以外的同事，他的这种做法迫使娜斯佳本人也不得不对局领导表示应有的礼貌。而此二人在年龄上的差异并不很大，大约相差六岁吧，娜斯佳警衔也只比多岑科高一级罢了，喏，你就瞧着吧……
工作日将近结束时，娜斯佳桌上的内部电话发出了蜂鸣音。
“寂寞了吧？”话筒里响起了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打趣的声音。他是娜斯佳的同事，今天在行动小组值班。
“你不在总这样呗，”娜斯佳反应很快，“正等你用什么让我开心呢。”
“那好，既然这样，我问你一个问题：在一个心理分析医师那里，究竟什么东西会被盗？”
“在哪儿？”她惊奇地问道。
“心理分析医师。”伊戈尔-列斯尼科夫耐心地重复道。
“什么样的心理分析医师呢？”
“这有什么区别吗……任何一位。比方在一个抽象的心理分析医师那里。”
“私人开业的吗？”
“差不多是吧。”
“那八成是钱。这类医师的咨询费高得很。可你怎么想起这个的？”
“是出警中看到的，我们刚回来。你想的范围太窄，娜斯佳。珍宝一件没丢。”
“那主人是怎么说的？”
“他什么也不说。东西一件没丢。”
“这么说，他在撒谎？”
“他当然是在撒谎。他很清楚人家偷走的是什么，只是不说而已。这不，我希望你能告诉我，罪犯很感兴趣，而主人又不愿对他的来自警察局的好叔叔们承认的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呢？”
“让我想想，”娜斯佳答应道，“而在这段时间里，管区里还发生过什么别的事没有？”
“我会都告诉你的，”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咕哝道，“给我一杯咖啡？”
“这你就错了，伊戈列克，当代男士通常要就要一杯酒的。”
“值班时只能喝咖啡。给不给喝？要不，咱另找个地方？”
“你来吧，我这就烧水。”
所有同事，只要他不犯懒，都喜欢找娜斯佳喝杯咖啡、抽支烟。第一，娜斯佳几乎总是呆在办公室，这对一个侦查员来说一般并不正常。第二，她那里总是备有上等咖啡，因为尽管娜斯佳在警察局所挣的工资微薄得可笑，可她总是只买上等好咖啡，为此而不惜在其他许多方面，比方说吃饭，有时甚至在连裤袜方面节省开支。第三，在她那里，任何时候都可以抽支烟，跟她一起抱怨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发泄一番对局长瞎指挥的不满，心情愉快地侃一会儿。不十分喜欢交际而喜欢独处的娜斯佳，有时对同事的这种做法很恼火，可她明白，假如她彻底改变这种处境，其结果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会出现好多与她为敌的和潜在的“好心肠的”人。你总不能把人家给推开，更不能把人家都给得罪了吧，即使你很想这么做也不能。
伊戈尔几乎是一转眼工夫就到了——至少按娜斯佳的概念说是这样。如果是她，从值班室到办公室这段路，至少要花三倍的时间。娜斯佳每次见到列斯尼科夫就会止不住在心里感到惊讶，一般说最“狡猾”的猎色之徒往往都是那些外表出众的男士，而像伊戈尔-列斯尼科夫这样的美男子难能可贵地成为用情专一的模范丈夫——你根本不可能诱惑他使他偏离夫妻恩爱的正道。许多在彼得罗夫卡工作的年轻姑娘，都对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暗自倾慕，可是，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以从他那里得到些许青睐而炫耀。列斯尼科夫对人并不十分热情，平常总是少言寡语，脸上总是很严肃，有时甚至阴沉沉的，跟谁都不套近乎，不套交情。有关他的私生活，同事们所知道的，就只是他是二婚，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但他具有很强的自制力，而且，如果他想使交谈继续下去的话，他会变得非常可爱迷人，以至谈话对手会觉得无论如何无法对他撒谎。他居然会从“值班室”打电话过来，据此可以判断，那位心理分析医师家里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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