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
娜斯佳惊奇地瞥了他一眼。这个乌兰诺夫好不奇怪呀。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突然又客气起来，笑意盈盈，主动提出开车送我，还装出一副需要有伴儿的样子。他的样子绝对不像是独处时会寂寞的人。再不，他不过是采用如此简单的办法好转换话题？也罢，不妨顺着他，反正从他那儿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不知为什么，娜斯佳在看过今天那一期“素面朝天”以后，断定乌兰诺夫一定有什么心事，自信她能要他说出来，可显然，她失算了，不但白白耗费了自己的时间，而且也徒然地打扰了另一个人。
“谢谢，”她点头道，“我十分感激您。”
一上车，乌兰诺夫又沉默寡言、郁悒不安起来。刚才那活跃的表情连一点儿踪迹也不剩了。不，他实际根本不需要什么旅伴和谈话对象，这是确切无疑的。既然如此，那他干吗还要送她呢？
“乌兰诺夫，您难道从未感觉到您的节目并非一切正常吗？”娜斯佳试探着问。
“不，”乌兰诺夫又疾速地说，“我的节目能有什么不正常呢？请您把话挑明了说吧。”
“那好吧，您的两位同事死啦。这不是什么病态的想象，而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爆炸装置放在了安德烈耶夫的车上，是他私人的车，而不是您的‘跑车’上。换句话说，罪犯的目标，极有可能正是安德烈耶夫——‘素面朝天’的编导。我认为那些人之所以希望他死，不一定与他在电视台的工作有关，可如果这样一来，那我们就得承认，他除此之外肯定还在从事某种活动，尽管有关他在这方面的活动，不知为什么，无论是您还是您这个组里的其他任何人，都一无所知。要不就是即使有人知道也不说，而这，您得承认，也是不可理解和值得怀疑的。假如那些罪犯想要杀死的，不光是安德烈耶夫，而且还有邦达连科的话，那他们就必须知道，编导和记者此时乘此车一块儿出行。这样一来，我就得推论，在您身边，在您的演播室里，一定有人或是与维佳的车打过交道，或是向有心者透露过有关维克多和奥克桑娜的信息。您更倾向于以上哪种推测？”
乌兰诺夫没有马上作答，娜斯佳感到他在心里重复着她说的话，力图周密思考和理解他听到的话。
“哪个都不喜欢，”这位电视节目主持人最后终于开口了，“我看不出什么人会有必要非把维克多和奥克桑娜杀死不可，无论是单独杀死他们中间的某一个，还是把他俩一块儿都干掉。您为什么不能设想是罪犯自己搞错了呢？维佳的那辆车再普通不过了，日古利七型，连颜色也是最流行的——白色。或许爆炸装置不过是搁错了车罢了？”
“这种可能性我们会考虑的。此刻，当时在附近的所有车主都正在接受审查。乌兰诺夫，您能否告诉我，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之间的关系是否密切？”
乌兰诺夫阴沉地笑了。
“是啊，可那又怎么样？奥克桑娜未婚，而维克多则刚离了婚。他们亲近一点儿又能碍着什么人呢？”
“哦，这您可就错了，”娜斯佳笑了，“身份证上的钢印与嫉妒权之间可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老实说，嫉妒，一般说也与任何权力无关。一个合法丈夫可以心平气和地看着自己的妻子有外遇，如果他喜欢这样的话；而一个被抛弃的露水情人，可能直至死都为嫉妒和绝望所折磨。”
“也许吧，”他冷淡地说，“您喜欢运动吗？”
“我？”娜斯佳吃惊地瞥了乌兰诺夫一眼，“不，您怎么想起问这个？”
“没什么，我见您的旅游鞋好漂亮呀，看得出是精心挑选的，十分贵重，可不是随便弄到的。一个现代警察买得起这玩艺儿吗？”
“瞧您说的，这是丈夫从美国带来的，是给我的礼物。要是我才不会买这东西呢，这玩艺儿对我来说的确太贵了。”
她不光是不会买这么“扎眼”的旅游鞋，而且，连穿都不会穿的——如果不是被逼无奈的话。娜斯佳喜欢穿廉价而又舒适的衣服，不要什么名牌，只要能不妨碍运动，可是或许只有她的一双脚，是她全身最弱的部位。她的脚每到傍晚，尤其是热天，就会肿胀，而要是穿着带有精致鞋带和高跟的皮鞋过一天，那对她更会是一种折磨，所以，为了身体的舒适，她不得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违反常规。她坚决不穿阿列克赛给她带来的旅游鞋，理由是它们贵得太扎眼，总是固执地只穿运动鞋。这双运动鞋是她亲手挑选的，十分舒适，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已经穿惯了，况且，它不会令任何人感到扎眼。可遗憾的是，任何东西都有其极限，而她喜欢的这双鞋也难逃劫运。前天，这双鞋穿帮了，而且，要穿帮就一块儿穿帮，破得不能再穿了。那双鞋经受不住每天每日的-水而行，而在四月份下过大量的雨加雪之后，这样的积水到处都是。娜斯佳沮丧了半小时后，不得不叹口气，从衣橱里拿出装新旅游鞋的红蓝色的纸盒。
但是，乌兰诺夫先生有点不大愿意继续讨论其两位同事被杀的原因。在他看来旅游鞋倒是个相当有趣的话题，抑或是更加安全的话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兴许马上会把话题转到娜斯佳丈夫身上的。
“您丈夫是商人？”他问。
她竭力压制住笑意。
“不，是个学者。出国讲学去了。”
“讲政治学？”
“讲数学。”
“真的？我还以为外国人之所以看重俄国学者仅仅是为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俄国学者到国外，只会讲为什么我国的改革只会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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