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清查您的住宅，而这只能有两种解释。”
“哪两种解释？”
他的目光再次流露出紧张慌乱的表情。
“第一，他们不想这么干，因为两次针对同一个目标既愚蠢又危险。第二，他们不需要再次行动，因为第一次已经足够了。”
“怎么会呢？您想说什么？为什么够了呢？”
“因为他们找到了要找的东西。”
“可我什么都没丢呀！我告诉您上千次了！告诉您和伊戈尔-瓦连金诺维奇。我什么都没丢！”
“您是说了上千次，而我们也听了上千次了。可这什么也改变不了，事实总归是事实，无论如何应当解释它。让我们来尝试一下，而您或许会理解我为什么怀疑的。让我们从第一种设想开始：初次行窃未能得手，小偷没偷您任何东西，但放弃了第二次尝试。可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您刚才还说两次偷窃同一所住宅既愚蠢又危险呀。这不是您说的话吗？我没有弄错吧？”
“这是我说的话，”娜斯佳同意道，“我问您，为什么小偷什么都没拿？您的金钱和珠宝就放在很容易拿到的地方，要想找到它们并不需要费任何事。您不会对我说这帮小偷没经验吧？”
“嗯，差不多吧。”戈托夫齐茨极不情愿地说。
“而我要回答您的是，没有经验的小偷绝不会如此细心地为偷窃做准备，并预先侦查其牺牲品的起居规律的。既然他们还曾盯过您的梢，这就是说，他们是认真的，而认真的小偷是不会找不到金钱以及您太太的首饰及其文件的，如果他们想要偷的恰好就是这些东西的话，而这并不复杂。因此，假如我们想要让第一种设想正确的话，那我们就得承认，盗窃流产了，罪犯一无所获，可……”
“什么？”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惊恐地问。
“可他们并没有监视您。让我们讨论一下第二种设想。我们假设罪犯预先做了充分准备，事先跟踪您，而且，很有可能也跟踪过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他们溜进您的住宅，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什么都没偷，”他执拗地说，“我全都检查过了。什么都没丢失。”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亲爱的，”娜斯佳差不多是温柔地说道，“您倒是想想看，我和您所能得出的结论，不是第一种，就是第二种。要不就是根本没人跟踪您，您在这个问题上弄误会了；要不您还是丢了什么东西，而究竟是什么，您不愿意告诉我。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您就是再怎么坚持，跟踪和盗窃不果这两件事，无论如何也联系不到一起。缺乏逻辑关联。”
“我不会错的。我的确记得，住宅被盗前有人跟踪过我。”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妨假设，偷盗得手了。我们没有别的结论。”
“可应该有一个！”心理医师又吼了起来，“应该有一个结论的！我知道有人跟踪过我，也知道我什么也没丢！你们找吧，你们去想吧，归根到底，你们是警察。”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请您说话公正一点。是的，我们是警察，而受害人——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只能从您的话里得知。您要我相信，在住宅被盗前有人跟踪过您，还要我相信，他们没偷走您任何东西。我必须以您说的为依据，可我没有一幅产生关联的画面。因此我必须认为，或是您在被跟踪这件事上弄错了，或是您在住宅被盗问题上说了谎。从您对我所说的话里，没法组成一段关联紧密而又合情合理的情节。假使您能为我提供一种可以把这两件事实整合到一起的解释，我愿意接受它，并尽我最大力量来检验它。您能提供这种解释吗？”
“我？不能。我什么都不明白。可我的确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您应当相信我。”
“应当相信，”娜斯佳心里说道，“多么没意义的一句话呀。为什么一个人非得相信某个人呢？一个人应当关心受他赡养的人，得履行自己的承诺，归还自己的义务。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可要相信呢？谁都不应相信任何人。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却是最流行最常用的一句话。说不定这是一句类似于有魔力的咒语的一句话。你应该相信我，这就是了，不需要任何解释和说明。一旦屈服在这句话的魔力下，一个人就会以为自己真的应该相信他人了。”
与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冗长谈话把她折磨得筋疲力尽。娜斯佳最无法容忍的，是缺乏逻辑关联，因此，她累得够呛。如果你不得不对某人掰着指头去解释什么的话，那为什么对事实所做的这种或那种解释，不能令她满意呢。一切都有因果，一切都应有意义。哪怕那意义不寻常、不大习惯、不符合传统、完全独特也罢，但也应该有呀。一旦没有意义，就得或是寻求对事实的歪曲，换句话说，即寻求谎言，或是怪自己笨好了。
昨天下班时她就打定主意，现在到了最后为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被杀案做点儿什么的时候了。当然，不能说对于这件罪案，我们还什么都没做，不，不能这么说。米沙-多岑科认真清理了演播组的财务，不分昼夜地或是守在奥斯坦基诺①，或是呆在位于和平街区某处一幢用途不明的大楼里——“素面朝天”节目在此租了几间房，他们的摄影棚也在那里面。与此同时，另一位同事——科利亚-谢卢亚诺夫——调查了死者的社交圈，试图搞清他们（除剧组的主要工作外）还从事过什么商务活动，而这活动是否就是导致他们被杀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尤拉-科罗特科夫调查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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