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微笑着向我走来。我感到他那双灰眼眸里流露的暖流，便惊讶地想到自己为什么不及早给他打电话呢。只有当我和他又在一起时我才明白，这段时期以来我的生活是多么糟糕。为什么我会这么轻易地向死神妥协呢？仅仅因为它来自我爱慕并情愿原谅她所做的一切的维卡吗？或许是，但也可能因为我实际上就不是一个斗士，每逢遇上阻力或障碍时我总是很容易让步，我太容易放弃自己的想法，不善于竭尽全力克服妨碍我达到目的的一切障碍。
这次卢托夫没和上次一样穿西装，而是穿了牛仔裤和跟他眼睛颜色一模一样的浅灰色高领绒线衫。我、维卡及我那疯母亲住了许多年的房子，是一套普通的两室一厅，薄薄的墙壁根本不隔音。
“你脸上的表情我很熟悉嘛。”他把我让到一个硬邦邦极不舒适的沙发上坐下，一开口就这样说道。
“为什么说熟悉呢？”我吃了一惊。
“我们的那些客户刚来我们这几时，脸上通常都是这种表情。您出什么事了？”
“是出了事。”
我没有向卢托夫讲诉维卡和她雇来的杀手，只是竭力想让他明白，说我很想，正如卢托夫所说的那样，成为他那个集体中的一员。
“我很高兴，”他简短地答道，“可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曾告诉过您，我们是有规定的，凡是来找我们的人，都必须服从规定。而这些规定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有些人就拒绝在我们中心生活。”
“什么规定？”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在这个词的极限意义上。您明白吗，是极限意义上的。”
“我不明白，”我摇摇头，“大家全都一块儿睡觉，这是怎么的？”
“那就太简单，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大家全都相爱、相互信任、相互关心，任何人都不得对他人作恶。至于谁跟谁睡觉的事，则本着自愿原则。但我们客户相互之间并不缔结婚约。这是一条法则。”
“为什么？”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如果两人在你们中心相识并结了婚，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您如来了我们这儿，您就会明白的。现在讨论这个没有意义。现在我只能告诉你，在客户之间履行结婚手续会使我们的经济关系复杂化。而这是最重要也是最难办的一件事。”
卢托夫不吭声了，我紧张地期待着他的下文，我明白，他马上就该说出最要紧的话了。难道危机中心的客户应予遵守的某种规则，对我来说，居然会是不可接受的，以致使我不得不放弃想要活下来的最后一线希望吗？不！无论卢托夫说什么，我全都答应。这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抓住它我才能活命。其他道路都只能通向死亡或是贫穷，或是与母亲一起生活这样一种无时不在的噩梦。
“我们的客户到我们这儿来，必须带上他所有的家产。这家产将成为中心的财产。换句话说，它将属于所有人，因为中心就是靠这些资金养活客户，发展和创办企业、分公司，出版报纸等等。”
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财产。假如我和维卡分割这些财产就能活命的话，我就不会坐在这儿了。问题的全部症结恰恰在于我不能剥夺妻子的任何东西，除了衣服和化妆品以外，无论在哪儿，哪怕是在中心里，我也不能。
“要投靠你们，最少得带多少财产？”我绝望地问道。
卢托夫轻松地笑了，从茶几上的瓶子里给我倒了些矿泉水。
“最低限量是不存在的。有多少算多少。如果什么也没有，那就什么也不带好了。我们不拒绝任何人。我们不把自己的客户分成富人和穷人，问题的实质，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并不在于谁给我们带来多少，而在于当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时，他能赚多少。从您加入我们行列的那一刻起，按照全部公民法律关系应当从所有种类活动中赋与你的一切，都将成为公共财产。中心将为所有客户提供丰富美味的食品，良好的住房条件，体面的、用于购买衣物及个人用品的现金。但所有人都分得同样一份，而不是看他实际上能挣多少。剩下的一切都用于发展。”
“您是不是说，挣钱少的人，是靠挣钱多的人养活的？”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这不是一种自产自销的共产集体主义么？剥夺和剥削那些善于经营的人，而养活那些什么都不会做也不想做的人。我们这多灾多难的国家不是已经经历过这个了，不是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证实，这不会引出任何好的结果来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重犯这样的错误呢？
“我想说的是，那些挣钱多的人，要和那些挣钱少的人一块儿分产。”卢托夫温柔地纠正我说，“任何经济正常的社会，生活都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有钱公民向国库交纳高额税金，而国库就是从这些钱里，向领退休金者和穷人分发社会救济金的。这很正确，这是公正的。”
“可要知道这样一来有钱人照样有钱呀，”我反驳道，“他们即使是在交纳税金之后，也照住阔气的大房子，乘贵重的汽车，而穷人即使得了救济金也照样贫穷，只是能使他们免于被饿死罢了。而您却想把他们拉平。我不认为这样做公平。”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你可曾想过这么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需要心理学家和病态心理学家的帮助呢？我指的是这儿——即俄国。有一位伟大的智者说过，让所有人在财产方面都平等是不可能的。可以在某一时刻把所有人拥有的一切全部剥夺，然后重新分给大家，人人平等。一年后又会怎么样？有人可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