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趣的完全是别的东西。
“等等，关于他的事情以后再说，你确信格梅里亚没有收到同样的纸条吗？”
“格梅里亚？我不明白。”
“伊戈尔，我们生活在普遍公开性时代已经很久了，你没有忘记这一点吧？如果世上确有一个真心希望能侦破议员被杀案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偷着给你这封信？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一个人得到了探长被买通的消息，如果他不希望案件的调查和侦破过程受到妨害的话，他就会在桌子旁坐下，给内务部、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新闻界写信。他会踏破各机关的门槛，他会到处大喊大叫，说出自己的怀疑，大量接受新闻界采访。现在人们都这么做。可如果他写匿名信，那么他或者是精神病，或者是傻瓜，或者是想造成侦破小组工作的分歧。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都不可能信任他。如果是前两种情况，他可能只写一封匿名信，就是这一封。但是在第三种情况下，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会写同样的信给格梅里亚、给尤里卡-科罗特科夫，或者给随便哪个人。他需要在你们之间造成彼此的不信任。对这封信，你不该沉默这么长时间，否则的话，早已把一切都弄清楚了。”
伊戈尔沉默着，很显然，他在想着其他什么事情，当你的孩子得了重病，还管他什么议员谋杀案？就连探长被收买的问题也相形见绌了……
“我把这封信拿走，”娜斯佳坚决地说，“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我只请求你，不要在格梅里亚面前表露你的不信任。你要记住，他可能对你也不信任。”
“可是我请你不要参与，”伊戈尔冷冷地说，“对探长的态度，这是每一个警探个人的事情。劳驾，请你做事有点分寸。”
娜斯佳很惊讶地听着列斯尼科夫的话，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的，伊戈尔总是那么孤僻，和同事们也不特别交流，很少有笑容，一般来说就如同哲学上讲的“自在之物”一样。他完全不像尤拉-科罗特科夫。后者就像火药一样，马上就能爆炸，而且立刻就会跑到娜斯佳这儿来讲种种新闻，有好的，也有坏的。此外，他已如此习惯于和卡敏斯卡娅讨论所有问题，以至于毫不顾忌地就给她往家里打电话，也不管是早晨五点还是夜里两点。而伊戈尔在处里和谁都不接近，和所有的人都很友好并保持同等距离，对别人的请求从不拒绝，而自己几乎从来不求别人帮忙。
“好了，对不起，”娜斯佳很尴尬地说，“我并不想干预你和格梅里亚个人之间的关系，你是不是要我对谁都不要讲这封信的事？”
“按你知道的方式去做吧！但是不要指望我采取任何行动。我不喜欢格梅里亚，仅此而已。我也不会去调查这封信的事，没有它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在回家的路上，她还未能摆脱与列斯尼科夫谈话后产生的不愉快的感觉。他对匿名信的反应是不同寻常的，而且是不正确的、非专业性的。别的不说，就这一点她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伊戈尔会是这样。“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这只母鸡！”她突然对自己恶狠狠地说了这么一句，“你来评论他的专业水平，你算老几啊？你是全俄最主要的侦探吗？伊戈尔曾两次获得总局最佳警探称号，可你呢？最好想想你自己所表现出的专业技能吧！远的不讲，就拿去年一月份来说吧。本应当坐下来把一切都冷静地想一想，权衡一下，可是却冒冒失失地怀疑继父。戈托夫齐茨是对的，别人的痛苦我们都能够轻易排解。可当事情涉及到你自己，脑子就完全不好使了。伊戈尔孩子病了，而且看来病得很重，他的脑子里只有这么一件事。谁能谴责他呢？周围的人都在大嚷大叫，说警察局不破案，大概以为在警察局里工作的绝对都是些机器人，他们没有灵魂、神经、家庭问题和疾病。认为我们的全部意志都应当用于寻找罪犯，用于猜测刑事犯罪的秘密。而这或许也对，确实应当如此。可大自然并不如此安排，我们不是机器人，而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我们根本不能总是集中精力搞案子，因为我们的思想还被人类其他种种问题所干扰，因为我们跟所有人完全一样，也会生病、感到痛苦、发神经、爱上别人、结婚、离婚、为亲近的人和朋友送葬，在不知什么时候发工资前清点那几个戈比，而且还得听妻子完全在理的数落，说什么孩子的鞋已经穿破了，他需要新皮鞋，可我们却没钱买。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无人使我们普通日常生活及其所有的负担减轻，也正因如此我们也会经常犯错误，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却想不通，来不及做必须做的事情。有没有必要为此而责怪我们？能否为此而原谅我们？我不知道……”
家对娜斯佳突然显得空空荡荡、冰冷而又孤独。长期以来曾迫使她竭力沉默寡言、孤独自处的精神痛苦已然消失了，就好像随着季马-托哈洛夫的被杀，连这种折磨人的、迟钝的痛苦也一并被杀死了，现在，娜斯佳特别希望列沙能在她身旁，他是那么温暖可亲、值得依赖。“可万一他不回来呢？”一个疯狂的念头闪了一下，“而且是永远都不回来呢？和我的婚姻生活仅仅过了两年他就明白，这种生活不是他理想的那种。当初我们过单身生活时一周只能见一次面，那时的一切和现在全然不同，所以我们才能保持关系达二十年之久。天呐，我们一起生活居然这么久了，想起来都可怕！一切是从九年级开始的，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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