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室的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步枪、毛瑟枪。办公室里还有一个“染得高高的鱼缸，混浊的水中几条微型鲨鱼在游来游去”。这鲨鱼和各种武器也许能最好地象征他和社会的特性，即在社会中，人的处世哲学就是大鱼吃小鱼，不惜一切手段获得自己的利益，因为软弱的人必被践踏和吞没，惟有自己强大才能生存下去。从法律意义上说，这两个人是社会蛀虫，理当被正法，但他俩最后仍然逍遥法外。
我们作为读者应怎样看待这两个社会渣滓呢？我们能否把他们的行为看成是对政府、制度不满和消极抵抗的一种特殊形式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普林斯和布鲁索虽然干一些不光彩甚至违法的事，但他们俩始终是朋友不说，还毕竟愿意为别人提供帮助。鲁边在捉襟见肘时，普林斯总是给予他在尤吉酒家打工的机会。当然他也是在剥削鲁迪的劳动，但我们不应忘记，在美国找到工作，尤其是较为固定的打工机会也是很难的。鲁迪被怀疑为纵火者，走投无路时，又是普林斯主动提出帮他解决问题。鲁迪在加入布鲁索小事务所时还担心布鲁索在聘用表格里“埋下一些短句，以便将来用他的爪子更深地扣进我的肉体”，但实际上“并无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这里给我们的暗示也许是，大事务所看上去虽富丽堂皇，里面的人也衣冠楚楚，而实际上，他们却干着卑鄙的勾当；布鲁索和他的事务所虽令人恶心，但却远非那么肮脏。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他们都和其他的受害人一样，遵守职业道德与做人道德，与人为善，那他们也会贫困潦倒不说，也可能像布莱克家和凯莉一样成为被骗、被害的对象。
因此，我们可以说，普林斯和布鲁索采取这种态度，从侧面说明了他们所处的社会逼迫他们要走那样的道路，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是社会重压下人性扭曲的结果。要说错就错在社会，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是无法抗拒已腐朽了的社会的。多特在法庭上做证时，道出了世间的炎凉。“她给大利公司写过许多信打过多次电话。她还给众议员、参议员和市长们写信打电话请求帮助，但她的努力全无结果。她上门打扰过本市的多家医院，请求他们提供免费治疗。她还把朋友和邻居们组织起来募集医疗费，但结果同样很惨。”
普林斯和布鲁索的人性虽然在重压下发生了扭曲，但他们毕竟还能利用自己的玩世不恭，投机钻营，和社会对抗，过着优越的生活；而另一些人的人性扭曲除给自己带来痛苦和不幸外，还给别人带来身心的摧残。克利夫-赖考是开叉车的，本领没有，却老是做梦想去大俱乐部打棒球。大概由于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老是心情烦躁，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里不顾三七二十一就要打他的老婆凯莉。她已经不止一次被他用一根铝质棒球棍打伤。她有一次肋骨断了几根，另一次，脚骨被打断，还有一次全身都被打破。但凯莉却难以和他离婚，因为他威胁她不得离婚，否则他就杀了她。凯莉对鲁迪说：“我挨揍挨腻了。我要不撤回起诉，他会杀死我的。”
从克利夫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十足的人性扭曲者的形象。他由于和凯莉在高中时就恋爱且由于不慎让她怀了孕，不得不离家逃到孟菲斯结了婚，因为他们两个家庭之间有严重的恩恩怨怨。这样一对大孩子在一个新城市开始了婚姻生活。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家之主的克利夫承受着多么大的生活压力。他梦想着进入大俱乐部打球，就是希望赚更多的钱，好改善家庭生活，也许想提高自己在爱妻心目中的地位。然而，他越是带着这样的期望，心中的压力就越大，结果只能是灵魂遭到严重的扭曲，飞了爱妻，葬送了自己可悲的性命。谁之过？
三、物欲横流，人伦丧失
鲁迪作为此小说的叙述者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有能力，有魄力，年轻气盛，疾恶如仇，同情弱者。他在小说的开始不顾老父的强烈反对，带着革除时弊，匡扶正义的抱负进入了法学院，但在小说的结尾处，他发誓再也不干律师这一行，连当一个陪审员也不愿了：“我决不，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再和法律发生关系。”因为他在为布莱克一案作辩护律师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了这个世界的黑暗，法律遭到践踏的可怕，人伦的丧失，代之而起的是人对物的膜拜。鲁迪有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后，渴望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去为顾客服务，为不平伸张正义。他准备勒紧戴克的缰绳，“不让他去追逐每一场灾难”，因为在鲁迪看来，“只要努力工作，尽心尽意地为客户服务”，他们就能赚到钱，过一种像样的生活，而且还有希望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以更高的敬业精神从事这一职业”。但戴克跟鲁迪的想法却大相径庭。他认为外面的世界是严酷混乱的，律师们为了填饱肚皮，为了抢到一个案子真是拼个你死我活，因为“人家不会把那些有油水的案子给你白白送上门”。
戴克原在太平洋保险公司干了18年，后来念了5年法学院夜校，毕业后为布鲁索工作，但还没拿到律师资格证书。坦白地说，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好。首先，他缺少男人的魅力，脸上还有青春期粉刺留下的疤痕，下巴简直就没有，鼻子上现出了一条条皱纹，上唇向上翻，露出4颗大门牙。其次，他爱酒，爱烟，更是嗜赌成性。所以，他老婆和他离了婚也是情理之中的。但他虽然平时胆小如鼠，可一旦跟踪起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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