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手上买了一个冰淇淋，在法院广场找了一张凳子坐下。地上的鸽子抬头望着我。第一联邦大厦低头俯视着我。这是孟菲斯最高的大楼，也是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办公之处。我要是想进这家事务所工作，那真比登天还难。但我和我的伙伴们要诅咒它却十分容易。我们诅咒它，是因为我们不符合它的标准。我们憎恨它，是因为它对我们看都不看一眼，连给我们一个面试的机会也不屑。
我估计在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一个特伦特与布伦特，在每一个领域里也都有一个特伦特与布伦特。我既然无门可入，我既然与它无涉，那我就一辈子这样憎恨它。
说起了事务所，我想既然我现在就在市中心，倒不如化几个小时，敲开它们的大门碰碰运气。我手头有一张律师名单，他们或者单独开业，或者和其他一两个人凑在一起。想进入人满为患到这般田地的律师界，唯一令人鼓舞的因素是，有那么多大门可以让我一个一个地敲。我一直不断地鼓励自己，在某一个美满的时刻，我一定可以找到一家以前谁都没有光顾过的事务所，抓住一个忙得晕头转向因而迫切需要找个新手来替他或者她打杂的律师。究竟是他，还是她，我都无所谓。
我走了几个街区，来到斯蒂里克大楼。这是孟菲斯市建成的第一座高楼，如今成了数百名律师办公的场所。我和几位秘书分别聊了聊，递上我的个人简历。有那么多的律师事务所居然会雇用性格阴郁，甚至粗鲁的女人当接待员，使我大为惊讶。我往往还没有来得及谈到求职的事，她们早就把我当成乞丐一样对待。有两个女人像抢一样接过我的简历，立刻就塞进了抽屉。我真想装成一个潜在的委托人在她们面前出现：一个悲恸欲绝的丈夫，妻子刚被一辆大卡车压死，这辆卡车保险的金额又大得不能再大，而且司机又是醉后开车。也许是埃克森公司的卡车。那时，这些穿着时髦的母狗肯定会像弹簧一样从座位上弹出来，满面堆笑，奔过去为我倒咖啡。瞧那模样，才真令人喷饭呢。
我出了一个事务所又走进另一个事务所。尽管直想大吼大叫，但仍是面带微笑，对同样货色的女人们反反复复说着同样的话。“是的。我叫鲁迪-贝勒，孟菲斯州大法学院三年级学生。我想见一见某某先生，谈谈工作的事。”
“谈谈什么？”她们总是这样问。而我总是一边继续微笑着，一边把简历递过去，并且再一次请求见一见大人物先生。但大人物先生总是太忙，所以她们也总是挥手让我离去，同时保证随后有人会跟我联系。
孟菲斯的格兰其小区在商业区的北面。林荫遮盖下的街道两侧，那一排排狭窄的砖房，无可辩驳地表明，这一个位于市郊的住宅区，是二战结束时流入新兴地区的工人们拼拼凑凑修建起来的。这些工人在附近工厂里干着报酬不菲的工作。他们在屋前草坪上植树，在屋后草坪上修建庭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喜欢流动的工人向东部迁移，在那儿修建更加漂亮的房屋，而格兰其也就逐渐变成了靠养老金过活的退休老人和下层白人与黑人的混合居住地。
布莱克夫妇居住的房屋，外表与别的房屋一模一样，建在一块80×100英尺的平地上。前面院子里那棵本该遮荫的大树出了点儿毛病。在只能容纳一辆汽车的车库里，停着一辆旧雪佛莱。院子里的草木修剪得整整齐齐。
在他家的左侧，邻居正在改装高速汽车，零件和车胎一直撒到大街边。右侧的邻居已将整个前院用钢丝网眼篱笆团团围住，里面长的杂草高达1英尺。两条德国种短毛猎犬在篱笆内的土路上来回巡逻。
我在雪佛莱后面的车道上停好车。离我不到5英尺的那两条猎犬，朝我嗥叫起来。
我并不乐意来此，因为我不愿看到唐尼-雷-布莱克。我怕他病情严重，消瘦得像他母亲描绘的那样皮包骨头，而我的个性却十分软弱。
她来到门口，手上拿着一支薄荷香烟，隔着栅栏瞪着我。
“是我呀，布莱克太太，鲁迪-贝勒。我们上星期在柏树花园见过面的。”
挨家挨户上门推销货物的推销员，在格兰其一定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她望着我时面部毫无表情。她向前跨了一步，把香烟塞到嘴里。
“不记得啦？我在准备帮你跟大利保险公司索赔呢。”
“我还以为你是耶和华的见证人呢。”
“嘿，我不是的，布莱克太太。”
“咱叫多特。咱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对，多特。”
“那些该死的家伙真要把咱逼疯了。他们，还有那些摩门教徒。叫那些童子军星期六早上还没有出太阳就来卖糖纳子！你要干什么？”
“呃，假如你有空的话，我想谈谈你的案子。”
“案子咋啦？”
“我想和你研究几个问题。”
“我还以为你已经谈完了呢。”
“我们还需要再谈一谈。”
她喷出的烟透过栅栏朝我飘来。她慢慢地开了门，我走进了一间小小的起居室，跟着她跨入厨房。屋里的空气湿热，到处弥漫着走了味的烟草味。
“要不要喝点什么？”
“谢谢，不啦。”我在桌旁坐下。多特倒了一杯可乐，加了冰块，然后背靠橱柜站着。屋里看不见巴迪的人影。唐尼-雷大概是在卧室里。
“巴迪哪去啦？”我用愉快的声音问，仿佛他是我非常想念的一位老朋友。
她用头指指对着后院的窗户。“瞧见外边那部老爷车了吗？”
在一个杂草丛生的角落里，在破破烂烂的堆放杂物的棚子边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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