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我说，竭力不露出心中的紧张和不安。
“鲁迪，我是列奥-德拉蒙德呀，”他热情地说。“你好吗？”
按照职业道德，我此刻应该告诉他，录音机已经打开，从而使他心理上有所准备。但由于明显的原因，我和戴克做出了相反的决定。硬是行不通。即使合伙人与合伙人，又有几个真讲道德？
“我很好，德拉蒙德先生，你呢？”
“不坏。听着，我们得商量一下录取科德医生证词的日期。我已经和他的秘书联系过了。12月12日怎么样？当然在他的办公室，上午10点。”
科德将是我们要录取证词的最后一人，我想，除非德拉蒙德还能想出一个与本案稍稍有关的人。不过，他居然不嫌麻烦，事前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这倒有点奇怪。
“我看可以，”我说。戴克伏在我的写字台上，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好。取证的时间不会太长，我希望不会太长，一小时500美金呢！这太莫名其妙了，是不是？”
我们现在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吗？我们律师，对他们医生。
“确实是莫名其妙。”
“可不是嘛！嗯，不过，哎，鲁迪，你知道我的当事人现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嘿，他们不想在审理本案时，在孟菲斯受一个星期的罪。这些人是大经理，你知道，是大把进大把出的人。他们要保护他们强烈的自尊和辉煌的事业。他们想在庭外调解了结，鲁迪，他们叫我把这个意思传给你。我们现在是谈结案，而不是承认负有责任，你明白吗？”
“嗯。”我朝戴克挤挤眼。
“根据你们的专家估计，骨髓移植的费用在15至20万之问。我们不想对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进行辩论。现在假定，仅仅是假定，我的委托人有支付这笔费用的责任，比如说，这属于承保的范围之内，请你注意：这仅仅是假定。那么，我的委托人当时应该付出大约17万5。”
“你这么说也成。”
“那么我们现在愿意拿出同样的数目，来把这桩案子了结。17万5哪！不要再取什么证了，我7天之内把支票交给你。”
“我不同意。”
“听着，鲁迪！再多的钱也不能让那小伙子起死回生啦。你得跟你的委托人讲点儿道理。我想她是想把案子了结掉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当律师的，就得拿出律师的样儿，负起责任来。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可不知道开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
“那我跟她谈谈。”
“现在你就给她打电话。我可以等你1小时，1小时以后我可是怎么都得出去啦。给她打电话！”这个卑劣的混蛋，很可能把窃听装置与他的电话联接起来了。他要我给多特打电话，他这样就可以在一边偷听。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德拉蒙德先生。再见。”
我挂掉电话，倒好录音磁带，开始大声放音。
戴克退回到座椅上，嘴巴合不拢，4颗大板牙闪闪发光。“是他们在窃听我们的电话！”录音放完后，他无法相信地说。我们双双盯著录音机，仿佛只有它能对这做出解释。这突然的发现使我震惊。我全身麻木，有几分钟之久无法动弹，无法思考。电话铃又陡然响了起来，但我们谁都没有伸手去接。我们害怕它。此刻。
“我想得告诉基普勒。”我终于开口说，语调沉重而缓慢。
“我可不这样想。”戴克说着取下眼镜，擦了擦两眼。
“为什么不？”
“咱们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知道，或者说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或两者之一，窃听了我们的电话。德拉蒙德肯定了解窃听器的事，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逮住了他。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加以证明，没有办法当场抓住他。”
“他是至死也不会承认的。”
“完全正确。所以基普勒对他能怎么办？没有真凭实据就随意指控他？还是再给他一顿训斥？”
“到现在他早已习惯训斥了。”
“而且这对审讯此案也不会有任何作用。你不能对陪审团说，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在取证阶段干了肮脏勾当。”
我们两个又对著录音机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心里在反复咀嚼这件事，尽力想在重重迷雾中摸索出该走的路。去年上职业道德课时，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个案例：有位律师在另一位律师通话时秘密录了音，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惩处。我是有罪的，但我小小的罪过，与德拉蒙德令人不齿的行为相比，就太微不足道了。麻烦的是，如果我把录音带作为证据。我就会被人揪住小辫子。而德拉蒙德永远也定不了罪，因为用录音带根本无法将他制服。他卷入到了什么程度？窃听我们的电话是否他的主意？或者他只是使用了委托人传递给他的偷来的信息？
对这一切，我们又将永远无法说清楚。但由于某种原因，这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清楚。
“我们可以利用窃听器实现我们的目的。”我说。
“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不过，我们得当心点儿，不要引起他们怀疑。”
“对。咱们把它留到审讯的时候再用。咱们等到最后时刻，叫这些小丑统统劳而无功。”
我们俩不约而同，慢慢地咧开了嘴巴。
过了两天，我才打电话给德拉蒙德，把这个令他伤心的消息告诉他：我的委托人不想要他肮脏的钱。她现在的行为有点古怪，我向他透露道。今天，她害怕出庭；明天，她却又要去法院。就目前而论，她想的只是战斗。
他一点儿也没有起疑心。他又回到他那典型的强硬路线上，威胁我说，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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