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能否告诉陪审团，你的公司拒绝了多少份索赔申请？”
“呃，这，我还是得对这份材料再做一点研究。”他边说，边用双手拿起打印材料。
“那么这个数字也在你手上这份材料里-？”
“也许，是的，我想是。”
“好。请看第11页、18页、33页和41页。”他唯命是从，立即执行。只要不是让他作证回答问题，叫他干什么都成。只听见翻动纸张的声音。
“9100这个数字你觉得怎么样？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他听到这一惊人的数字显然大为惊诧。“当然不对。这太荒唐啦。”
“可你说过你并不知道是多少呀。”
“可我知道决不会有这么多。”
“谢谢你。”我走到他面前，取回打印材料，又交给他马克斯-勒伯格给我的那张大利公司的保单。“你认识这个吗？”
“当然，”他开心地说，只要能让他摆脱那该死的打印材料就行。
“这是什么？”
“是本公司发出的医疗保单。”
“何时发出的？”
他细细看了一下。“1992年9月。也就是5个月以前。”
“请看第11页，F节，第4段，C小段，13句。你看见了吗？”
保单字体太小，他几乎要把保单贴到鼻子尖上。我不禁失声咯咯一笑，再看看陪审团，他们也在欣赏这一幽默镜头。
“找着了。”他终于开口说。
“好，现在请你读一遍。”
他眯起眼睛皱着盾头读者，好像是说这玩意确实单调无味。读完后，他勉强一笑。“完啦。”
“写这个句子的目的是什么？”
“把一些外科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具体地说，是什么手术？”
“具体地说，所有移植手术。”
“骨髓移植也在排除之列吗？”
“是。骨髓移植在排除之列。”
我走近证人，把布莱克保单的复印件给了他，并且请他朗读了某一节。那些蚂蚁一样的小字，使他看起来非常吃力，但他总算英勇地把这一节读完。
“这一保单把哪些移植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所有重要器官的移植手术。肾，肝，心脏，肺，眼睛，全在这儿列着呢。”
“骨髓移植呢？”
“这儿没有列出。”
“那么，骨髓移植并没有被专门排除-？”
“对。”
“本案是何时起诉的，基利先生？你记得吗？”
他望望德拉蒙德；德拉蒙德此时此刻当然是爱莫能助。“我记得是去年仲夏。会不会是7月？”
“完全正确，先生，”我说。“是在7月。你知道不知道是在何时改变了保单的文字，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外的？”
“不，不知道。我不管这种事。”
“你们的保单是谁起草的呢，是谁负责印制的？”
“法律部。”
“明白啦。可不可以说：这份保单的文字是在本案起诉之后的某一个时间修改的呢？”
他望着我盘算了一会。“不。可能在起诉之前已经修改了。”
“是不是在起诉之后，在1991年8月修改的？”
“我不知道。”
他的回答令人怀疑。他要么是对公司的工作不负责任，要么就是在撒谎。不过，这对我并不重要，我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在辩论中可以向陪审团指出，这文字上的修改是一明确的证据，说明他们以前并未想过要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布莱克保单保险范围之外。他们以前排除在外的是除了骨髓移植之外的一切，而如今则是包括骨髓移植在内的一切。所以，是他们自己修改的文字，让他们被人揪住了辫子。
我对基利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杰基-莱曼西支克在被解雇的当天签的协议，你有复本吗？”
“没有。”
“你见过这一协议吗？”
“没有。”
“你有没有授权付给杰基-莱曼西支克1万美元现金？”
“没有。那是她撒谎。”
“撒谎？”
“我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埃夫雷特-洛夫金呢？在理赔部手册的问题上，他对陪审团有没有撒谎？”
基利刚想开口，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他此刻无论作何回答，都于事无补。洛夫金撒了谎陪审团看得一清二楚；他总不能硬叫陪审团充耳不闻。可他肯定也不能承认，他的一位副总裁对陪审团撒了谎。
这个问题其实我事先并无准备，而是临时想到的。“基利先生，我刚才请教了你一个问题：埃夫雷特-洛夫金在理赔部工作手册这件事上，有没有对陪审团撒谎？”
“我想我并无回答的必要。”
“回答这个问题。”基普勒声色俱厉地命令道。
基利瞪着我，为难得开不了口。法庭里鸦雀无声。陪审员们全都目光炯炯地盯着他，等他回答。由于所有在场的人都已了解事实真相，我决定做一次好好先生。
“你无法回答，是因为你无法承认你们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对陪审团撒了谎？”
“反对！”
“反对有效。”
“没有别的问题啦。”
“我方目前不打算法问证人，法官大人，”德拉蒙德说。显然，他希望尘埃迅速落定，然后在辩论时再带上这几位证人。此刻，他只希望时间和距离，能让杰基-莱曼西支克给陪审团留下的印象逐渐淡化。
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是我传唤的倒数第二名证人。到了这一地步，我已并不怎么需要他的证词，我只是用他来填补时间的空档。这是开庭第二天2时30分，下午的审理很快就会结束。我希望陪审员们回家时念念不忘两个人，杰基-莱曼西支克和唐尼-雷-布莱克。
阿尔迪惊恐万状，吞吞吐吐，除非绝对必要，决不敢多说一个字。我不知道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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