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那就干脆免了吧。我们不需要。这20万美元是手术费，可是这个手术是永远也不会做的了。如果你们认为大利公司不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那就留下这20万，我们大家各回各的家吧。”我慢慢地从陪审团面前走过，凝视着每一位陪审员的眼睛。他们是不会拒绝我的要求的。
“谢谢诸位，”我说，在多特身旁坐下。在基普勒对陪审团做最后指示的当儿，一种愉快而又轻松的感觉，突然涌遍我的全身。我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再不需要为证人或者文件或者申请或者概要烦恼了，再不需要为听证会或者最后限期或者这个证人那个证人烦恼了。我深深地吁出一口气，缩在椅子里。给我几天我也睡不醒。
这种平静的心情仅仅持续了大约5分钟。这时已快到10点30分，陪审员们走出法庭，去开始进行他们对本案的审议。
于是，我又开始了焦急的等待。
我和戴克走到法院大楼的二楼，递交了赖考离婚案的诉状，接着径直去了基普勒法官的办公室。法官为我的精彩辩护向我表示祝贺，我又再次反复感谢他对我的大力关照。但我心里此刻还在想着另外一桩事。我请他看了离婚诉状的复本，匆匆地谈了谈凯莉-赖考，她经常受到殴打和他那个疯子丈夫的事。我问他是否能采取紧急的强制措施，禁止赖考先生接近赖考太太。基普勒虽然厌恶离婚，但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在家庭虐待案中，这种措施相当普遍，他又信任我，因而立即签署了一道命令。这时，陪审团尚无消息，他们已经审议了一刻钟。
我们在走廊里找着了布齐，把离婚诉状的复本、基普勒刚刚签发的命令以及传票统统交给了他。他事先已经同意到克利夫-赖考上班的地方把离婚案的文件送给他。我又一次要求布齐，办事的当儿不要让那个小伙子太难堪。
我们在法庭上等候了一小时。德拉蒙德和他们那帮手下人缩在一边，我、戴克、库柏-杰克逊、赫尔利以及格伦菲尔德则呆在另一侧。我愉快地注意到大利公司那几位穿着黑西服的高级主管和他们的律师们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昂德霍尔、阿尔迪和洛夫金坐在后排，面色阴沉，他们正在等着消防队呢。
到了中午，有人把午饭送进陪审员室。基普勒打发我们出去吃中饭，可以等到一点半再回来。我的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一点儿也不想吃饭，于是我便开车去鲁宾的住处接凯莉。她独自一人。离开家时，她既没有拿衣服，也没有带化妆品，现在就穿着一套松松垮垮的运动衫，脚上拖着一双借来的运动鞋。她走路时一跛一拐，痛得厉害。我扶着她上了车，托起她的双腿，让她转身坐正。她咬紧牙关，不叫也不哼。在阳光下，她脸上和脖子上青紫的肿块颜色显得更深。
我们驶离公寓时，我发现她在东张西望，她像生怕克利夫会突然跳出树丛向她猛扑过来。“这个东西是刚刚才交出去的。”我说着把离婚诉状给了她。她把它凑到眼前看着。我们的车在拥挤的车流中穿行。
“他什么时候可以收到呢？”她问。
“差不多就是现在。”
“他一定要发疯了。”
“他早就疯啦。”
“他一定会追踪我们的。”
“我倒是巴不得呢。可是，他不敢。他是个懦夫。打老婆的男人，都是下三流的懦夫。别担心，我有一支枪呢。”
收容所房子很旧，上面又没有标记，看上去和街上其他的房子并无区别。门前的草坪很宽很深，围着一道浓密的树篱，挡住了邻居们的视线。我在车道尽头刹住车，把车停在另外两辆的后面。我让凯莉留在车上，自己下车敲响了一道边门。从门上装的内部通话的扬声器传出了一个声音，问我姓名，要我报出自己的身份。他们把安全放在首位，所有的窗户全都遮盖得严严实实，后院的木头栅栏足有8英尺高。
门开了一半，一个粗壮的年轻女子瞪着两只眼睛瞧着我。我不想与任何人发生冲突，可我在法庭上与对手已经较量了5天之久，此刻显得很不耐烦。“我要找贝蒂-诺维尔。”我说。
“我就是。凯莉她人呢？”
我用头指了指车。
“把她带进来。”
我完全可以十分轻松地把她背起来，可是她腿肚上受的伤实在碰不得，只好让她自己慢慢走。我扶着她一寸一寸向前挪，过了走道，跨进门厅。我觉得自己搀扶的好像是位90岁高龄的老太太。贝蒂微笑着把我们领进了一个小房间，大概算是办公室。我们和贝蒂在一张桌子两侧分别坐下。早晨我们和她通过电话，她想看看离婚诉状。在她阅读这些文书的当儿，我和凯莉手拉着手。
“你原来是她的律师呀。”贝蒂说，眼睛却望着我们握着的手。
“是的。而且也是朋友。”
“你准备何时再去看医生呢？”
“过一个星期。”凯莉说。
“那么目前你不需要做什么治疗-？”
“不。”
“吃药吗？”
“就吃几颗止痛片。”
几份文书她看了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开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作为预付款和为凯莉交纳的第一天的费用。
“我们不是注册的正式收容所，”贝蒂解释道。“仅仅是为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受虐待妇女提供安全住宿。是私人开的，业主本人也是个受虐待的妇女。在这个地区这样的地方有好几家。谁也不知道我们在这儿。谁也不知道我们干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就这样下去。你们二位同意保密吗？”
“当然。”我们一起点点头。贝蒂把一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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