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场一片寂静。在炸弹落到地面发生爆炸以后，要等最初的惊吓消逝，人们才会大梦初醒似的迅速寻找伤口。如果发现没有被弹片炸伤，那才有可能继续呼吸。
我确确实实在拍纸簿上记下了这个数字，只是写得歪歪扭扭，字迹无法辨认。我竭力忍住了笑声，为此我不得不咬破了下嘴唇。我此刻想干的事太多太多。我想纵身跳到桌子上，像一个疯狂的橄榄球运动员在球门区那样旋转扭动。我想冲到陪审团席，去亲吻每个陪审员的脚尖。我想绕着被告席趾高气扬地兜一圈，对他们冷嘲热讽一通。我想跳上审判席，热烈地拥抱狄龙-基普勒。
可我纹丝未动，只是对我的委托人轻轻说了一句：“祝贺你。”她没有吭声。我抬头朝法官望去，基普勒正在检查书记员刚刚呈交的书面裁决。我的目光移向陪审团，陪审员们大多在望着我。此时此刻，我当然再也无法继续板着脸，我微笑着向他们点头致意，在心里默默地向他们道谢。
我在拍纸簿上画了一个十字，十字下面写下了一个名字：唐尼-雷-布莱克。我闭起了眼睛，在脑海中回想我喜欢的他的那个形象。我仿佛看见他坐在折叠椅上望着场内的棒球比赛，一边吃着爆玉米花，一边仅仅因为能来到这里而发出愉快的微笑。我的喉头在抽搐，我的眼眶在湿润。他死得好冤！
“裁决适当，无可挑剔。”基普勒说。非常适当，我要说。他向陪审团致词，感谢他们尽了公民的义务，告诉他们下周将给他们寄上那份不成敬意的菲薄的报酬，请求他们别和人谈论本案，最后说他们现在可以各自打道回府。在法警的引导下，他们最后一次列队走出法庭。我今后再也见不着他们了，此时此刻，我真想给他们每人整整100万。
基普勒也在竭力想继续板着面孔。“我们将在大约一星期后，辩论审后申请。我的秘书届时会通知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摇了摇头。我还能再有什么要求？
列奥坐着没动，低声说：“没有了，大人。”他的手下突然忙乱起来，把文件塞进公文包，把档案塞进纸箱。他们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地方。在田纳西州的历史上，这是赔偿金额最高的一次裁决，而他们将作为在这次审讯中被打垮的律师而遗笑万年。我倘若不是筋疲力尽，倘若不是惊愕不止，我也许会走上前去和他们拉手致意。那将会是一个漂亮的举动，可我硬是不愿。像现在这样坐在多特身边，眼睛盯着拍纸簿上刚刚写下的唐尼-雷的名字，要容易得多。
我还没有真的成了富翁。上诉会拖一年，甚至两年。而且裁决的金额又是如此巨大，肯定会遭到刻毒的攻击。所以我还有一大堆工作要做。
不过，我此刻对工作已经厌倦。我真想登上一架飞机，飞往一个度假的海滩。
基普勒敲了敲他的小木槌，本案的审理正式宣告结束。我瞧了瞧多特，我瞧见了夺眶而出的泪水。戴克飞也似的奔了过来向我们祝贺。他脸色苍白，但咧着嘴巴，露出了那4颗闪闪发亮的大门牙。我为多特担心。她是个坚强的女人，难得在人前哭泣，但现在她的感情正慢慢地失去控制。我轻轻拍着她的手臂，递给她一张纸巾。
布克捏了捏我的颈背，说是下周给我打电话。杰克逊、赫尔利和格伦菲尔德兴高采烈地走到我的桌前，对我大加称赞。他们急着要去赶飞机，我们星期一再在电话上详谈。那位记者向我凑过来，但我挥挥手叫他走开。我不想理睬他这样的人，因为我在为我的委托人担心。她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抽抽泣泣的声音越来越响。
德拉蒙德和他那几位伙计像驴子一样背着大包小箱，正在迅速撤退。我对他们同样不理不睬，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话。此时此刻，我倒乐意变成一只绿头苍蝇，叮在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雪白的墙壁上。
法庭书记官、法警和办事员把法庭收拾整理一番之后离开了法庭。室内除了多特、戴克和我，再无别人。我应该去见基普勒，谢谢他一直拉着我的手，使我的成功成为现实。可我现在不能。现在我得拉住多特的手，她的眼泪正像瓢泼大雨一样向下流。戴克坐在我们身旁一声不吭。我也一声不吭。我双眼湿润，心在隐隐作痛。她对这笔钱毫不在乎，她只希望她的儿子死而复生。
有人，或许是那个法警，关掉了靠近陪审员室的那条狭窄走廊上的电灯开关，灯灭了，法庭里骤然暗了下来。但谁也没有挪动。哭声渐渐变弱，她有时用纸巾有时用手指擦着脸上的泪水。
“对不起。”她声音沙哑地说。她想回家，我们起身离开法庭。我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臂。戴克把我们乱七八糟的东西装进了3只公文包。
我们走出熄了灯的法庭，踏上大理石走廊。这是星期五的下午，时间又近5点，法院里没有多少活动。没有摄像机，没有记者，也没有乱哄哄的人群，等在那儿抢拍我这位一举成名的律师的镜头，录下我的几句话。
事实上，谁也没有注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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