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每周工作80小时，这家公司目前亏损严重，他任何时候不在办公室都会引起巨大灾难。法官命令他回到自己座位上，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第二位提出申述的是位中年妇女，她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未经批准的白天托儿所。
“我照管孩子们，法官大人，”她强忍着泪水低声说，“这是我能做的唯一的工作。我每周收到200美元，勉勉强强可以过日子。如果一定要我担任陪审员，我就不得不雇一个陌生人来照管孩子。孩子们的父母会不高兴的；再说，我也付不起工资。我只有破产这一条路了。”
人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望着她沿着过道，经过她原先坐的那一排座位，走出了法庭。
她的故事编得真是高明，那位备受折磨的公司经理怒气冲冲地想道。
到了5点30分，已有11人获准因故退出，另有16人由于言辞不足以引起同情，而被打发回到自己的座位。哈金法官这时又吩咐格洛莉亚·莱恩散发另外一份、而且篇幅更长的情况调查表，请陪审员候选人在次晨9时以前填妥。他用坚定的语调，提醒他们决不要和别人讨论本案，然后便宣布退庭。
法官宣布休庭时，兰金·费奇早已离开法庭，此时他正呆在街上，他那个办公室里在北德州州立大学，没有找到有关尼可拉斯·伊斯特尔的任何记录。那位金发美人偷录的她和尼可拉斯在汉堡包快餐店的那场对话，费奇也已听了两遍。派她去那儿装出偶尔和他相遇，也是费奇作出的决定。这种见面方式虽说有点儿风险，但效果倒是相当可以。她如今已乘上飞机返回华盛顿，但她在比洛克西寓所的电话录音机还在工作，而且还要一直工作下去，直到选妥陪审团方才停机。要是伊斯特尔想给她打电话——这种可能性费奇颇为怀疑，他也无法找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