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太少。”
“你们要几次？”
“需要几次就几次。”
多数陪审员对此颇感意外，对于限制和配偶相会的次数，有几个男陪审员，特别是伊斯特尔、杰里和隆尼，曾经发出过埋怨，但女士们却无任何议论。如今让法官大人形成这样的印象，以为她们如狼似虎，离不开男人，这尤其使格拉迪斯·卡德太太和米莉·杜勃雷，难堪得无地自容。卡德先生几年前就患了前列腺炎，因而卡德太太便想借此机会公告周知，以便恢复自己的好名声。但就在此时，霍尔曼·格里姆斯却抢先开了：“我有两次就够了。”
老霍尔曼在被子里面和太太折腾的那种景象，谁想起谁都会捧腹。一阵大笑，打破了一直笼罩着休息室的紧张的气氛。
“我想不必作一次民意测验了，”哈金说，“就两次吧，诸位可同意？再难熬不就是两个星期嘛。”
“两次也行。可能的话，再加一次。”尼可拉斯提出了建议。
“好吧。大伙都同意？”法官抬眼望去。洛伦·杜克坐在桌边正咯咯地笑。格拉迪斯和米莉在拼命缩向墙壁，怎么也不敢正视法官的眼晴。
“行啦，这蛮好啦，”杰里·费尔南德斯说。他两眼通红，头昏脑涨。杰里只要一天没有性生活，就会头痛，但有两件事他现在心里完全有数。他今后两周不能回家，对他妻子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值得高兴的事；在这期间，他和鬈毛狗会作出安排，解决他的困难。
“我反对这件事的文字表述。”一直站在窗口的菲利浦·萨维尔说，这是他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一次开口。他手上捏着法官制定的那张条规，“你对有权每周和陪审员相会的人所下的定义，不够全面。”
这一节让他恼火的文字用标准的英语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写着：“每次相会期间，每位陪审员可以在他或她的房间里，单独与他或她的配偶、女友或男友度过2小时。”
哈金法官和两位律师回头望着菲利浦。陪审员们全都在认认真真地读着这段文字，摸不透这个怪人心里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但哈金法官并不想把他摸透：“萨维尔先生，我向你以及诸位陪审员保证，在会面的问题上，本人绝不想以任何方式对你们任何人进行任何限制。你们在会面时干些什么，跟谁干，我可以坦率地告诉诸位，我统统不管！”
这番表态使萨维尔深感满意，同样也使格拉迪斯·卡德太太蒙羞难堪。
“诸位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了，大人，谢谢你啦，”霍尔曼高声答道、他这时才又想起自己是陪审团的头。
“谢谢！”尼可拉斯说。
陪审团在陪审席上刚刚愉快地坐稳，斯各特·曼格拉姆立即向法庭大声宣布，他的问题已全部问完。于是由凯布尔向基尔文博士提出诘问。凯布尔提出的问题软弱无力，他像是已被这个伟大的专家彻底征服。对几个显然毫无意义的数据，两人取得一致意见后。基尔文说基于他那些无穷无尽的数字，他认为大约有10％的烟民患上了肺癌。
凯布尔没有反驳这一论点，而是接过手来加以强调。这是他从一开头就使用的手法，而且以后还要使用，一直用到案子结束。
“那么请问基尔文博士，既然吸烟导致肺癌，得肺癌的为何又只有10％呢？”
“吸烟大大地增加了患肺癌的危险。”
“但不是每个吸烟者都会得肺癌，对吗？”
“对。不是每个吸烟的人都会得肺癌。”
“谢谢你。”
“但吸烟者得肺癌的危险要大得多。”
凯布尔的劲头上来了他开始追逼。他说，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项为时长达20年的科研中发现，大城市烟民的肺癌发病率，远远高于农村烟民的肺癌发病率。不知基尔文博士对此研究是否了解？基尔文当然了解，虽然他与此研究无关。
“你能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吗？”凯布尔问。
“不！”
“你能提出一种猜测吗？”
“可以。这个研究报告发表时引发过一场争论，因为它证明除了吸烟外，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肺癌。”
“例如空气污染？”
“对。”
“你相信吗？”
“这是可能的。”
“如此说来，你承认空气污染会导致肺癌喽。”
“可能会导致。但是我坚持我本人研究得出的结论。农村吸烟者得肺癌的危险大于农村中的非吸烟者，城市吸烟者得肺癌的危险大于城市中的非吸烟者。”
凯布尔拿起另一份厚厚的研究报告，故作姿态地翻了几页：“这是斯德哥尔摩大学1989年发表的报告，其研究者发现肺癌与遗传和吸烟有关，基尔文博士不知是否熟悉这一报告？”
“我读过这份报告。”基尔文答道。
“你对它有何评论？”
“没有。遗传不是我研究的领域。”
“那么，对于遗传是否与吸烟和肺癌有关这一问题，你是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否’了？”
“对。”
“但你并不想对这个报告的观点提出质疑，对吗？”
“我对该报告所持观点没有评论。”
“你认识主持这一研究的专家们吗？”
“不。”
“那么你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否是合格的专家？”
“我不能。我知道，你肯定和他们谈过话了。”
凯布尔回到座位上，拿起另一份研究报告，又返身大步走回到麦克风前。
开庭两周以来，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那场使庭上所有人都深感迷惑、而且无人能解读其含义的效忠宣誓的即兴表演，星期一下午以前，法庭上从未出现过戏剧性场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陪审团事件。被告律师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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