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此作证，是由罗尔先生或者为原告效力的别的什么人付给你报酬吗？”
“不，他们同意支付我的旅费，如此而已。”
让克里格勒敞开胸杯，详述到此作证的种种原因，是凯布尔最不愿干的事。在和密尔顿的一问一答中，克里格勒对此已有所涉及，而在当初录像取证时，他更是详详细细讲了足足5小时。必须立即转换话题。
“你这一辈子有没有吸过香烟，克里格勒先生？”
“吸过。遗憾的是，我曾吸了20年。”
“你的意思是，你但愿从来没有吸过烟？”
“当然。”
“你是何时开始吸烟的？”
“1952年，我进那家公司工作的时候。当时，公司鼓励所有的员工吸烟。现在依然如此。”
“你是否认为吸烟20年损害了你的健康？”
“当然。我觉得我很幸运，没有像伍德先生一样死掉。”
“你是何时戒烟的？”
“1973年。在我得知有关尼古丁的一切之后。”
“你是否觉得，由于吸了20年香烟，你目前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
“当然。”
“你是否认为，公司对你决定吸烟负有某种责任？”
“是的。我刚才已经说过，公司鼓励员工抽烟。没有一个不抽。我们在公司内部商店买烟，半价优惠。每次会议开始的时候，都有一盘子卷烟传来传去。吸烟是公司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你办公室里有通风设备吗？”
“没有。”
“被动吸烟的情况严重到何等程度？”
“非常严重。我们头上总是低悬着一团蓝色的烟雾。”
“那么你今天责怪这家公司是因为你的健康没有达到你认为应该达到的那种水平？”
“我倒宁愿这样说，大学毕业后，我要是进入另一行业就好了。”
“行业？你对整个烟草行业心怀怨恨？”
“我不是烟草行业热情的崇拜者。”
“所以你才到此作证？”
“不。”
凯布尔翻了翻笔记，迅速改变了话题：“克里格勒先生，你有过一个姐姐，对吗？”
“对。”
“她出了什么事啦？”
“1970年去世了。”
“死于何种原因？”
“死于肺癌，她每天两包烟，吸了大约23年。是香烟杀害了她，凯布尔先生，如果这就是你想了解的原因的话。”
“你和她关系密切吗？”凯布尔颇为同情地问。他挑起了一个悲剧性的话题，给陪审团留下了不良印象，此刻他想以同情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抵消。
“我们很亲密。我只有这一个同胞。”
“她的去世你很悲哀？”
“是。她是个很特别的人。时至今日，我仍旧怀念她。”
“提起这件事我很抱歉，克里格勒先生。可是这与本案有关，我不得不提。”
“你的同情令我感激不尽，凯布尔先生。可是，这与本案毫无关系。”
“她对你吸烟有何想法？”
“她不喜欢。她临死前还要我戒烟。凯布尔先生，你希望听到的就是这句话吗？”
“假如是事实的话。”
“哦，这绝对是事实，凯布尔先生。我在她去世前一天，向她保证一定戒烟。而我也确实戒了，虽然这一过程拖了足足3年。因为我上了钩了，这你是很清楚的，凯布尔先生，像我姐姐一样上了钩了。生产那些杀害了我姐姐的卷烟的公司，故意使香烟中尼古丁的含量一直保侍在高水平上。这些卷烟本来也是可能将我杀死的呀。”
“喂——”
“你别打断我，凯布尔先生，尼古丁本身并非致癌物质，这你很清楚。它只是一种毒品。这种毒品使人上瘾，从而让致癌物质在某一天可以乘虚而入。香烟天生有害，其原因就在于此。”
凯布尔镇静自若地望着他：“你讲完了吗？”
“我准备回答你下面的问题。但是，你别再打断我。”
“一定。而且我向你道歉。现在我请问你，你是于何时开始相信香烟天生就有害的呢？”
“我说不出准确的时间。这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谁都知道香烟天生有害，这无需天才。但我还是愿意这样回答你：我开始相信这一点，是在70年代初期某个时候。在我完成了我的研究项目以后，在我姐姐去世以后，在我看到那份无耻的备忘录之前不久。”
“1973年？”
“1973年左右。”
“派恩克斯和你的聘用关系是何时中止的？哪一年？”
“1982年。”
“如此说来，你尽管认为该公司的产品天生就有害，你仍继续为之工作？”
“是的。”
“1982年你的年薪是多少？’
“9万美元。”
凯布尔停了一下，他走回被告律师席，从一位助手手里接过一本拍纸簿，瞧了一会儿，一边咬着一根眼镜柄。他随后又回到麦克风前，询问克里格勒1982年起诉派恩克斯公司的原因。克里格勒一时摸不透他的用意，惶惑地望着罗尔和密尔顿，用目光向他们求援。凯布尔对导致这起讼案的一系列事件的细枝末节紧追不舍，而案子本身又极为复杂，涉及许多个人隐私，因而进展很慢，近于停顿。
罗尔表示反对。密尔顿表示反对。凯布尔则装模作样，似乎无法理解他们怎么居然会表示反对。双方律师凑到哈金法官面前，低声争论，而克里格勒则巴不得快点走下这个证人席。凯布尔对克里格勒在派恩克斯公司最后10年的工作表现，发动了连续不停的攻击。他可能要传唤其他证人出庭，反驳克里格勒、这便是他作出的强烈的暗示。
他的这一手法差点儿获得成功。被告律师无法驳倒克里格勒证词中对己不利的因素，他们便改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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