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法官周一上午办的第一件公务，就是接见尼可拉斯，讨论那桩火灾及有关事宜。他们两人在法官私人办公室里单独会晤。尼可拉斯请他放心道，他一切都好，带到旅馆来的衣服，足够他洗了又洗穿了再穿。他只是一个穷学生，损失不大，只有那台计算机和一些监视设备比较值钱。不过，屋里的一切当然全都没有保险。
他们很快就结束了与火灾有关的讨论，由于没有别人在场，哈金法官便开口问道：“陪审团里我们其余的朋友们还好呜？”和一位陪审员进行这样不作记录的闲谈，当然未尝不可，但在审判程序上确实有点暖昧。正常的作法应有原被告双方律师在场，并由书记官记下谈的每一个字。但哈金希望花几分钟时间听听小道消息，他对这个小伙子十分信任。
“他们都很好。”尼可拉斯说。
“没有什么反常的事？”
“据我所知，没有。”
“没有讨论过案子？”
“没有。事实上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竭力避开这个话题呢。”
“好！有没有争争吵吵闹什么矛盾？”
“到目前还没有。”
“伙食还可以吧？”
“伙食很好。”
“私人会晤的次数够了吗？”
“我想是够了。没有听见有谁埋怨。”
哈金原本希望了解了解陪审团内部的是是非非，这倒不是因为对案子的审理有什么意义，而只是出于他那阴暗的心理。
“好，有什么问题就来告诉我。当然要保密。”
“一定！”尼可拉斯说。他们握了握手，他随即离开。
哈金向陪审员们热情致意，欢迎他们回到法庭开始新的一周。陪审员们个个都热切地希望立即投入工作，早点儿结束这场磨难。
罗尔起立，传唤下一个证人列昂·罗比利奥出庭。于是，演员们各就各位，开始表演。法警领着列昂，从一个侧门走进法庭。他步履蹒跚地走上证人席，法警扶着他坐下，他年迈体衰，面色苍白，穿深色西服白色衬衫，未打领带。他喉管上有一切口，上面包着一层薄薄的纱布，纱布外面裹着一条白色的麻纱围巾。他宣誓时，手拿一只铅笔模样的话筒对着颈部，声音含糊单调，没有高音低音。
——那是一个被切去咽喉的喉癌患者的声音。
但他的话仍旧可以听清，仍旧可以听懂。罗比利奥先生把话简紧靠着喉部，他那单调刺耳的声音在法庭里回响。真该死，他就是用这徉的方式讲话，而且在他一生中，每天都是这样讲话。他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
罗尔开门见山。罗比利奥先生现年64岁，是一位癌症的幸存者。他在8年前切除了喉管，此后学会了通过食管说话。他以前抽烟抽得很凶，而且烟史长达40年，这几乎要了他的命。目前除了喉癌的后遗症，他还受着心脏病和肺气肿的折磨。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香烟。
听众们不久就习惯了罗比利奥那经过放大的机器人一般的声音，并且深深地为他的叙述所吸引。他靠为烟草行业进行院外游说谋生，这一行他干了20年，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但即使患了这种疾病，他也不能一日无烟。他已经上了瘾，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离不开卷烟中的尼古丁，在切除了咽喉和作过放射治疗后，他又继续抽了2年。有一次心脏病突然发作，差点儿要了他的命，他这才最后戒了烟。
他的健康状况虽然很糟，但目前仍在华盛顿终日奔波，只不过是站在战线的另外一边，成了一个响当当的激烈反对吸烟的活动家。一个游击队员，有些人这么称呼他。
他早年受雇于烟草焦点委员会。
“这不过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院外活动组织而已，它的经费100％全是由烟草行业提供的，”他轻蔑地说，“我们的任务是就有关的法案及试图对烟草公司进行限制的立法向公司提供建议。我们有一个庞大的预算，资金十分充裕，可以用美酒佳肴巴结有影响的政客。我们不仅自己冲锋陷阵，而且还指导烟草业的其他辩护人士，教他们在政治拳击场上怎样进攻如何防守。”
罗比利奥在这个组织内部接触到了无数的对卷烟和烟草业所作的研究。事实上，该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对所有已知的研究、项目和实验进行精心的综合。是的，他亲眼见过克里格勒描述的那个卑鄙的尼古丁备忘录，而且见过许多次，但却没有保留一份复本。所有烟草公司为了让吸烟者上瘾，都无一例外地在卷烟中保待高含量的尼古丁，这在该组织内部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上瘾”这个词，罗比利奥用了一遍又一遍。他曾读到过由烟草公司资助的许多研究的报告，实验用的种种动物，无不由于尼古丁而对香烟迅速上瘾。他也曾读过并且帮助隐藏过许多研究的报告，这些报告不容怀疑地证明：十几岁的年轻人一旦吸烟成瘾，戒掉这一恶习的比率就会大大下降。他们成了终身烟民。
罗尔捧出了一箱大本大本的报告请罗比利奥辨认。法庭同意将这些报告列为物证，似乎陪审员们在作出裁决之前，会有这么多闲工夫，来翻阅这上万页的玩意儿似的。
罗比利奥对当初进行院外游说时干过的许多事表现出无限的后悔，但他所犯的最最严重的罪过，他无时无刻都在为之痛心疾首的那个罪过，却是他曾发表了一个字斟句酌的声明，否认了烟草公司以十几岁的青少年作为广告宣传对象这一事实。
“尼古丁令人上瘾。烟瘾意味着利润。烟草行业的生存，取决于每一代青少年能否染上吸烟的习惯。孩子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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