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上，要生存，不作广告绝对不成。当然，儿童们确实是看到了他公司做的卷烟广告，但是有谁能设计出一个广告牌，让孩子们的眼睛无法看见？他们父母订阅的杂志，谁有办法不让他们去看？这是办不到的嘛！
詹克尔承认他曾看到过这样的统计数据，吸烟的青少年中有85％的人吸的是广告做得最多的3种牌子的卷烟，但是成年人不也是一样吗？谁也无法设计出一种以成人为对象、同时又不会使青少年受到影响的广告嘛。
费奇坐在后排附近的一个位子上，观看詹克尔演出。他右面坐的是卢瑟·范德米尔，全球最大的烟草公司特雷科的总裁。范德米尔是烟草行业4巨头的非正式的领袖，也是让费奇买账的唯一的人。而他也有着令人困惑的天才，能够容忍费奇他们在玛丽·马洪尼饭店角落里的一张桌上吃着午饭。到目前为止，詹克尔的演出颇为成功，这使他们松了一口气，但他们知道最糟糕的情况不久就会出现。巴克在《莫卧儿》上发表的那篇专栏文章，破坏了他们的胃口。
“你对陪审团有多大影响力？”范德米尔一边没精打采地吃着菜，一边问。
费奇不想如实作答。他也不能这么办。他那些肮脏勾当，除了他手下的几名侦探，决不能让旁人得知。
“一般。”他答道。
“一般也许不够吧？”
“你有什么高明的建议？”
范德米尔没有立即回答，他正研究在邻座为顾客订菜的年轻女招待漂亮的大腿。
“我们正在干一切能干的事，”费奇说，口气是少有的热情。可是范德米尔依然感到恐惧，而且理由还很充分。费奇也明白压力是多么巨大。陪审团倘若作出给原告巨额赔偿的裁决，派恩克斯和特雷科都不会因此而破产，但结果将会是一团糟，而且影响将极为深远。根据公司内部的一项研究作出的预恻，四大烟草公司股票的净值，将立即损失20％，而这还仅仪是开始。该研究同时还预言，在陪审团作出这样裁决后的5年之中，将会出现100万起肺癌诉讼，仅仅是付给律师的手续费，每起诉讼就要花上100万美元，而打完这100万起官司，究竟要付给原告多少赔款，更是无法估计。这大难临头的情景将会导致烟民们的集体诉讼。届时，烟草公司可能真会破产。而烟草公司的破产又可能会促使国会的议员们作出认真的努力，通过立法禁止卷烟的生产。
“你手上的钱够花吗？”范德米尔问。
“够了。”费奇说，心里却在又一次打鼓，不知道他那位亲爱的马莉会开出什么价钱。
“基金目前还很充裕吧？”
“是的。”
范德米尔嚼着一小块烤鸡：“你干吗不挑出9个陪审员，每人干脆给个100万？”他说完又无声地笑了笑，仿佛这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信不信由你，我倒还真这样想过呢。可是这太危险了。弄不好要坐牢的。”
“我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
“我们办法有的是。”
范德米尔收敛了笑容：“我们一定得打赢，你明白吗，兰金？我们一定得赢。要花多少，随你的便。”
一周前，哈金法官根据尼可拉斯·伊斯特尔的书面要求，对午饭的规定作了一点小小的改变，同意让两位候补陪审员和12名正式成员一起进餐。这两名候补都是男性，一个叫亨利·吴，另一个是夏因·罗依斯。
亨利曾经是南越的一位战斗机驾驶员，在西贡陷落的次日，他的飞机一头栽入了南中国海。被美军的救护船捞起后，在旧金山一家医院中接受了治疗。他花了1年时间才把老婆孩子经过老挝、柬埔寨和泰国，接到了旧金山。在那儿住了两年，最后于1978年来到比洛克西，吴买了一条捕虾船，加入了人数日益增多的越南渔民的行列，本地的渔民反倒被他们压得透不过气。他的最小的女儿去年高中毕业时得了全班第一，进入哈佛后领取全额奖学金。他已买了第四条捕虾船。
他心甘情愿前来履行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他和别人一样爱国，而且决不亚于上校赫雷拉。
尼可拉斯当然是立即和他交上了朋友。他决心要让亨利·吴和12名正式陪审员平起平坐，参加最后的审议。
鉴于受到隔离后陪审团的心理状态，凯布尔决定尽快结束案子的审理。他把证人减少到5名，计划最多用4天时间让他们作证。
詹克尔走上证人席继续作证，下午开庭后的第一个小时，往往是一天当中洁问自己的证人最糟糕的时刻。
“你的公司正在采取什么行动，与未成年人吸烟这一现象作斗争？”凯布尔问。詹克尔不着边际地唠叨了1小时。为某一个慈善事业捐赠了100万。为作广告宣传投入了100万。仅去年一年，就花掉了1100万美元。
有时候他说的话，听起来好像他是厌恶香烟似的。3点钟法官宣布休庭喝咖啡。休息结束后，罗尔开始了他的反洁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很刻毒，一下子让被告证人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
“贵公司为了促使人们吸烟，不惜投入400万美元。可一旦他们由于吸了你们的香烟而生病之后，贵公司却不愿拿出一个子儿来帮助他们。这是事实吗，詹克尔先生？”
“这难道是一个问题吗？”
“当然是。你回答！”
“不，这不是事实。”
“好。那么请问，贵公司最后一次为烟民的医疗账单支付过一个铜板是在何时？”
詹克尔耸了耸肩，低声咕哝了一阵。
“我很抱歉，詹克尔先生。你说什么我没有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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