屑一顾，立刻拒绝。
但费奇有的是钱，而且干这件活计又不必冒什么危险，不会看到子弹横飞的场面。可他们也没有取得多大成果，罗克尔这才亲自赶到了比洛克西。
斯旺森和费奇听着罗克尔毫无歉意地详细讲述这4天他们所作的努力：1988年夏，克莱尔·克里门特第一次在劳伦斯露面。在此之前，并无此人的踪迹。她租了一套两个卧室的公寓，房租按月用现金准时交付。水电煤气一切开支，全在她的名下。即使她曾通过州法院更名改姓，目前也未找到这样的记录，法院的档案并不对外开放，但他们仍设法查阅了一遍。她没有作选民登记，没有买汽车牌照，也没有买房购地，但确实买了个社会保险号码，并以此找了两次工作。一次是在摩里根酒吧，另一次是在校外的服装店。社会保险卡较易搞到，它使一个到处漂泊的人生活比较方便。他们曾设法弄到了一份她的申请书的复印件，不过上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注意。她没有申请护照。
罗克尔认为，她是在别的哪一个州正式改名换姓的。可能是除堪萨斯以外的任何一个州。改名换姓之后才迁到了劳伦斯，她在劳伦斯生活了3年，他们已掌握了她在这一期间的电话来往记录。没有向她收过长途电话费。这一点他说了两遍，以示强调。3年里没有打过一次长途。所以通话记录上只有当地的市内电话。他们正在核对号码。她电话打得不多。
“有谁会不打长途电话？她就没有亲朋好友？”费奇不信地问。
“可以用别的办法嘛，”罗克尔说，“办法多得很哪，真的，她可以借朋友的电话。她可以找个汽车旅馆每周打一次，把电话费加到房租上，离开时一起付款。你根本无法追查。”
“真难以置信。”费奇叽咕道。
“我得告诉你，费奇先生，这个姑娘人挺不错。如果说她历史上有过什么毛病，那我们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敬慕之意，溢于言表，“她这样的人总是从将来可能会有人跟踪追查的角度，计划安排自己的每一步行动的。”
“你说的倒是很像马莉。”费奇说，仿佛是在赞赏自己的女儿。
她在劳伦斯生活时，有两张信用卡。一张是维萨卡，另一张是壳牌石油卡。她的用卡记录上没有什么值得注意之处，也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她的主要花费显然都是月现金支付。她也不用电话磁卡。她不会冒险犯这样的错误。
杰夫·考尔则和她不同。摸清他进堪萨斯大学法学院的来龙去脉。当初并未费多少周折，只动用了费奇手下的几个侦探。只是在认识了克莱尔之后，他才染上了她那处处留神、事事保密的糟糕习惯。
他们俩在1991年夏离开了劳伦斯，他也随之结束了两年的法学院生活。但他们离开的确切时间和前往的地点，罗克尔手下尚未摸清。克莱尔用现钞交付了6月份的房租，接着就突然从地面消失。他们曾走遍十几个城市，寻找她在1991年5月后的踪迹，但同样也是没有任何有用的发现。他们自然不能走遍全国所有的城市，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
“根据我的猜测，她一离开劳伦斯后，准是又换了一个名字，不再叫克莱尔·克里门特了。”罗克尔说。
费奇早就作过这样的猜测：“今天是星期六。下周一陪审团就要讨论本案。她在劳伦斯以后的情况咱们先放一放，集中精力先搞清她究竟是个什么人。”
“我们现在正查着呢。”
“那就再抓紧点。”费奇看了看表说，他得走了。再过几分钟，马莉可能就要恭候手他。罗克尔出门后乘上了一架专机。立即飞回堪萨斯市。
从6点到现在，马莉一直呆在她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尼可拉斯在3点钟左右和她通话以后，她几乎就没有合过眼。他在去法院之前，又跟她通过4次话。
勒在霍皮身上的圈套，从里到外都有费奇留下的烙印。否则，克利斯特诺又怎么会对霍皮发出威胁。米莉若不乖乖地照他们的指示投票，他们就要把霍皮碾得粉碎呢？马莉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几张纸的分析，又根据种种关系画了几张流程图，最后再用手机打了一连串电话。信息接踵而至，一颗颗水滴汇成了涓涓细流。
华盛顿特区电话簿上只有一个人叫乔治·克利斯特诺，住在亚历克山德里亚。马莉在4点钟左右拨通了他的电话，向他解释道：她是代尔塔航空公司的某某人，他们公司的一架飞机在坦帕附近失了事，机上有位克利斯特诺夫人，请问阁下是不是在司法部供职的那位乔治·克利斯特诺先生？不，感谢上帝，他是在卫生和福利部。她道了歉挂上了电话，一想到这位可怜的先生马上要奔去看电视上有线新闻网的现场报道，心里倒有点不安。
类似的电话打了十几个，获得的结果使她得出了一个结论：联邦调查局根本没有名叫内皮尔和尼奇曼的特工，从亚特兰大来此活动在比洛克西、新奥尔良、摩贝尔或附近任何一个城市，也同样没有这样的特工。她在8点钟与亚特兰大的一位调查员取得了联系，吩咐他立即开始调查，追踪内皮尔和尼奇曼。她和尼可拉斯虽然确信他们是唱双簧的两个小丑，但仍然需要找到铁证。她给记者、警察、联邦调查局检举站和政府情报机构到处打了电话。
10时整，费奇准时走进她的办公室。桌上干十净净、一无所有。电话已藏进小小的衣橱。他们只是相互喊了一声“哈啰”。费奇这时心里还在思付，她在使用克莱尔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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