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露比爱听这个故事。她认为有这么多篇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报道真是太好了。
我开车送她去“内奥米之家”，她像老朋友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妇女们轮流拥抱她，紧紧地抱着她，有的人甚至流下了眼泪。我在厨房里和梅甘调笑了一会儿，但我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
当我回到办公室时，一屋子的人在等着向索菲亚咨询，室内人来人往，到九点五名客户贴墙而坐。她在打电话，用西班牙语恐吓着某人。我走进莫迪凯的办公室，看他有没有看今天的报纸。他正面带微笑地读着那份报纸，我们约好一个小时后讨论案情。
我静静地关上办公室的门，把档案一个个取出。两周内我受理了九十一件案子，了结了三十八件，我落后了，需要努力工作一上午，不停地打电话，才能赶上进度，这几乎不可能。
索菲亚敲门了。门没插上，因此她一边敲一边随手推开门。没有“哈-”，没有“对不起”。
“从仓库里疏散出的人员名单呢？”她问，她的双耳上各夹了一支铅笔，眼镜架得很低，这个女人有重要的事情。
那份名单一直在手边，我递给她，她飞快地浏览了一遍。“咦。”她失声道。
“什么？”我站起来。
“第八个，马奎斯-迪斯，”她说，“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
“有点熟？”
“是的，他正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昨晚在拉斐德公园被装进囚车，途经白宫，最后在洛根广场被丢下来，他是在扫荡中被抓的。今天是你的幸运日。”
我跟着她走进了前面的房间，迪斯先生坐在房间的中央，她的办公桌旁。他长相与德文-哈迪极其相似——四十大几，灰白的头发和胡须，戴着厚厚的墨镜，像早春三月绝大多数的流浪者一样裹得严严实实，我一边在远处打量他，一边去莫迪凯的办公室通知他这个消息。
我们小心谨慎地对付他，莫迪凯负责盘问他。“对不起，”他非常客气地说，“我叫莫迪凯-格林，是这里的律师，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我们俩都站着，俯视着迪斯先生，他抬起头道：“可以。”
“我们手上有件案子，涉及到住过一座旧仓库的人，那座仓库位于佛罗里达街和纽约街的交界处。”莫迪凯缓缓地解释道。
“我在那儿住过。”他说，我深吸了一口气。
“真的？”
“真的，被赶出来了。”
“那正是我们接这个案子的原因。我们代表那些被赶出来的人。我们认为那次疏散是非法的。”
“你说对了。”
“你在那儿住了多久？”
“大约三个月。”
“你付房租吗？”
“当然付。”
“付给谁？”
“一个叫约翰尼的家伙。”
“付多少？”
“每月一百块，只要现金。”
“为什么只要现金？”
“不想留下字据。”
“你知道那座仓库的主人吗？”
“不知道。”他回答时没有丝毫犹豫，我无法掩盖我的兴奋。如果迪斯不知道甘特利是业主，那他为什么要怕他呢？
莫迪凯拉过一张椅子，严肃地对迪斯道：“我们想让你做我们的当事人。”
“干什么？”
“我们正在就疏散一事起诉某些人，我们认为你们被赶出来就是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愿意做你的代理律师，代表你起诉。”
“但是那座仓库公寓是非法的，所以我付的是现金。”
“没关系，我们帮你索赔。”
“多少？”
“现在还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损失吗？”
“我想不会。”
我拍拍莫迪凯的肩。我们打过招呼，退回莫迪凯的办公室。“怎么样？”他问。
“考虑到基托-斯派斯的下场，我想我们该录下他的证词。就现在。”
莫迪凯挠了挠胡子：“好建议，我们来搞一个书面证据，让他签上名，索菲亚公证。这样即使他有什么不测，我们手中也有个证据。”
“有录音机吗？”我问。
他四下打量了一下房间：“有吧，我记不清放哪儿了。”
既然他说不知道在哪儿，得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用摄像机怎么样？”我问。
“这里没有。”
我想了一会儿，道：“我去把我的拿来。你和索菲亚稳住他。”
“他没打算离开。”
“很好。给我四十五分钟。”
我冲出办公室，驱车疾驰，开向西部的乔治顿。我用手机连打三遍，终于在克莱尔课间休息时找到了她。“什么事？”她问。
“我需要借一台摄像机，现在就要。”
“它还在老地方，”她慢慢地道，一边在盘算，“为什么？”
“为了一份作证书，介意我用它吗？”
“不至于。”
“仍在客厅？”
“对。”
“你换锁了吗？”我问。
“没有。”不知为什么，这个回答让我感觉好了点儿。我仍拿着钥匙，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自由出入。
“有没有警报器？”
“没有，还是老样子。”
“谢谢。我迟些给你打电话。”
我们让马奎斯-迪斯坐在一间只有文件柜的办公室中。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后面的白墙上空无一物。我摄像，索菲亚速记，莫迪凯提问。他的回答简直是天衣无缝。
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十分钟，所有该问的问题都问过了。迪斯说他知道两个被驱逐者的住处，答应去找他们。
我们计划替每一个我们能找到的被扫地出门的人单独起诉；一次一名，再把详细情况捅给《邮报》的记者，我们知道凯尔文-兰姆呆在“创建非暴力社区”，他和迪斯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两名证人，他们不会获得太高的赔偿额——如果每个人能得到二万五千美元的赔偿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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