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祸的情况，因而我必须抢在保险公司的人之前从他那里把情况摸清。”
“他过了多久才把情况告诉你？”桑迪问。
“大概四五个月。终于，我开始催他回答我的提问了。我告诉他，那场官司已到了关键时刻，非得向他打听车祸发生的情况。他说乐意回答我的提问。我问他，我们委托人的汽车从他的卡车旁边驶过时，车速是多少。他说肯定是很快的。因为车里的人血流满面，修不忍睹，尤其是那个孩子。说到这里，他已经泪水盈眶。过了几分钟，我又问：‘克洛维斯，那辆汽车从你的卡车旁边驶过时，车速究竟是多少？’他说肯定要帮那一家子。我说那一家子肯定要对此感激不荆然后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你认为车速是多少？’“我说，依我看车速是每小时55英里左右。克洛维斯说：‘那么就是你说的这个数，每小时55英里。’”
我开车的时速是50英里，他们比我快一点。“我们上了法庭。克洛维斯-古德曼极其出色地作了证。他年龄大，地位低下，但思路敏捷，说话完全可信。陪审团没有理睬一切凭空的事故分析，依据克洛维斯的证词进行了裁决。那家保险公司赔偿了230万美元。”
“我们继续来往。我为他立了遗嘱。他的财产不多，仅有房子、6英亩地和7000美元存款。他希望在他死后，将变卖一切家产的钱捐献给联邦女儿会。遗嘱里没有提到任何亲属的名字。加州的孙子已离开他20年。哈蒂斯堡的孙女自中学毕业后再也没和他联系过。那时他收到过她一封邀请信，但他既没有去也没有守礼物。他几乎不提及两个孙辈。不过我知道，他渴望同自己的亲人有某种联系。”
“他病了，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我送他进了威金斯的一个养老院。我卖掉了他的房子和农场，处理了他的一切财产问题。那时我是他唯一的朋友。我给他寄贺卡和礼物。每逢我去哈蒂斯堡或杰克逊，总要设法去看他。每月至少有一次我带他去餐馆吃炸站鱼，然后在公路上兜凤。几杯啤酒一下肚，他就开始讲述从前的故事。一天，我带他去钓鱼。我们两人在船上呆了八个小时。我从没那样开心过。”
“1991年11月他患了肺炎，差点死去。这吓坏了他。我们一道修改了他的遗嘱。他要将一部分钱捐给当地教会，其余的给联邦女儿会。他选好了墓地，制定了安葬再直、我建议他加上一条，声明如患不治之症，可任其良然死亡，不必再用人工办法延续生命。他表示赞同，并坚持指定我为执行人，当然事先得和他的医生商量。克洛维斯仇恨养老院，仇恨孤独，仇恨生活。他说自己的心灵与上帝同在，乐意死去。
“1992年1月初，他的肺炎复发，而且日益严重。我将他转到比洛克西的医院，以便照顾他。我每天去医院，是他的唯一探视人。他没有其他的朋友，没有亲属，没有牧师，只有我。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显然没有生还的希望。慢慢地他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过来。医生给他装了呼吸器。大约过了一星期，医生说他的大脑已经死亡了。于是我和三个医生一块儿读了他遗嘱的有关部分，拿掉了呼吸器。”
“那一天是什么日子？”桑迪问。
“1992年2月6日。”
桑迪嘘了口气，紧闭眼睛。慢慢地摇头。
炸弹，帕里什就觉得非给我定什么罪不可。要不然，就放过了我。”
“那么你有什么计划？”
“很简单。我们卸除帕里什的压力，让他挽回面子。你去找克洛维斯的孙子和孙女，把事实真相告诉他，答应给他一些钱。他们一旦知道事实真相，当然有权合我毁尸罪。而且他们肯定也想这样做。不过他们的控告起不了作用，因为老头生前没有得到他们的照顾。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做好他们想控告的准备。我们打消他们的想法。我们私下同他们商量。他们为了钱会同意迫使帕里什不提出起诉。”
“你真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
“谢谢。我看这计划没有理由不成功。”
“帕里什也许会不顾死者亲属的要求坚持对你起诉。”
“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无法将我定罪。充其量他只能将我送上审判台，然后输掉官司。对他来说，比较牢靠的做法是找退路，以死者亲属的要求为借口，避免尴尬地输掉一场引人注目的官司。”
“过去的四年里，你一直在酝酿这个计划？”
“是的，此事一直在我脑中打转。”
桑迪一边沿着床铺下首踱步，一边深思。他竭力开动头脑里的机器，跟上他的委托人的思路。“这样帕里什太亏了。”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依然在踱步。
“我只管自己是否有利，而不管帕里什亏不亏。”
帕特里克说。
“我不仅仅是指帕里什，而是指整个法律制度，帕特里克。如果你能安全脱身，实际上是花钱买自由。除了你，大家都会为神圣的法律遭亵读感到不快。”
“也许我只能管自己。”
“我也是管自己。不过你不能使法律制度蒙受耻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衰落。”
“谁让帕里什急急忙忙抛出一级谋杀的指控？他本来可以等一两个星期。没人叫他向新闻界宣布。我对他没有任何同情。”
“我对他也没有同情。不过这样很难做工作，帕特里克。”
“那么我减低一点难度。我将承认自己毁厂有罪，但不坐牢。一天牢也不坐。我只是接受审判，承认有罪，交付罚款，让帕里什获得已将我定罪的声誉，但实际上我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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